【内容提要】《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是现代文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丛书资料，《散文集》由周作人和郁达夫合作编选。本文从周、郁二人分工方式的商定、导言的书写、编选目次的选择三个层面探讨了文学事件背后作家的性情差异：周作人的世故、老道以及郁达夫的谦逊、慎言中藏匿的才子意气，从中可窥见历史参与者对于当时现代散文的不同态度和肯綮评价，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集》 周作人 郁达夫 比较

《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学第一代名家联手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新文学历程的总结与定位，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散文集》即由当时极有名望的散文大家周作人和散文写手郁达夫负责编选。从他们商讨分工方式、确定人选到导言的完成，周、郁二人在这次合作中呈现出一些性情的差异，在分析比较中，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作家性情中鲜活、生动的一面。

一、《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集》分工背后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编写时，两位作家相隔千里，周作人在北平，郁达夫在杭州，一南一北，他们通过书信多次商讨，确定以人为编选方式，最终呈现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散文一集》、《散文二集》的面貌。那么，当初二人是如何商量的？怎样分工的？通过留下的书信、日记记载以及时人对此的回忆，我们可以知其一二。

（一）分工方式的提出

负责《大系》的赵家璧曾撰文回忆当时的情景，在征求各方意见，决定请周作人、郁达夫各负责分别编选一集散文后，进一步建议，可否以地区划分来选：周作人久居北方，请他选北方的散文家；郁达夫多在南方各地跑，可请他选南方的散文家。茅盾则以一个行家的角度说，“小说以团体分，合情合理，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由郁、周两位自己去商议吧。”①茅盾的这一建议为赵采纳，现在看来是颇为合理的。此后，周、郁二人便通信商议分工标准，可惜由于战乱等原因，这些信件已遗失，无法还原当时的情景。但据香港《大地》月刊1981年4月号发表书信，周作人曾寄信给郁，提出以人名决定界限；郁达夫同意后，周又致信给赵家璧，赵在文中留下了当时周作人的一封回信，内容如下：

家璧先生：

快信敬悉。散文分选前西谛亦有以性质区分之说，但事实上甚不容易。达夫来信拟以人分，庶几可行，已覆信商定人选矣。因此恐须耽搁时间，拟于二十左右寄呈一部分选稿，以此虑不能有多少成绩耳。人选未完全决定，选稿只能部分的开始，前示所要序文等未能应命，因须全部选定后始可写序文，现在则无从著笔也，尚祈鉴察。匆匆顺颂。

作人啓

一月十五夜（二十四年）②

这封写于1935年的信中提到“达夫来信拟以人分”，仿佛这个分工方式最初是由郁达夫提出的，其实周的行文经常有这种情况，明明是他提出来的，但他在别人同意后，再将其意转给第三者，随后决定以人为标准。周作人随后寄信给赵家璧说明此事。查《周作人日记》可知，赵家璧曾去信周作人，询问此事，有催促意，可见周郁二人在编选标准上费了一些周章，没能及时确定，这才有赵去信询问一事。寻原因，一来书信来往需要些时日，二来散文确实不好分工，不像小说之类的，界限分明。那以人为方式分工背后又有什么缘由呢？

就周作人而言，以人分是符合他一向的散文观念的。他曾给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序中说：“讲派别，论主义，有一时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如禅和子们所说，依旧眼在眉毛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归根结底，赤口白舌，都是多事。”③在《散文一集》导言中，周作人再次强调自己的主张:“对于新文学的散文我的意见大抵就只是如此，要分时期分派别的讲我觉得还无从说起，……我与郁达夫先生分编这两本散文集, 我可以说明我的是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只凭主观偏见而编的。”④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周作人在散文观念上的一贯主张。在郁达夫方面，与周作人分工编选散文集，作为晚辈，自然以谦虚之态请教周作人；作为朋友，郁达夫曾经受恩于周作人，他的《沉沦》在文坛饱受争议时，是周作人在《晨报副刊》撰文为其说话辨正，此后对《沉沦》的非议之音才逐渐消散。所以郁达夫在编选上考虑到了周作人与鲁迅、及文研会诸人不和，以人分多少避免了一些尴尬，为周作人解了围。郁达夫对于周援手一事充满感念之情，在这次事件中对周多有理解和体谅，其性情的一面溢于言表。

（二）两人在样本宣传册里的两则短文透露的信息

据赵家璧回忆，在《大系》出版前，为宣传广告用，编辑部曾编了一本《样本》，请各集编选者写一二百字的《编选感想》，就用作者手迹制锌版发表。因为距离出版时间较早，所以这两篇小文还未提及两部散文如何分工合作等具体问题，但他们二人当时的编选想法却在文中有所透露。

周作人是这样表述的：

这回郑西谛先生介绍我编选一种散文，在我实在是意外的事，因为我与正统文学早已没关系的了。但是我终于担任下来了。对于小说、戏剧、诗等，我不能懂，文章好坏似乎知道一点，不妨试一下子。选择的标准是文章好意思好，或是(我以为) 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我并不是一定喜欢所谓小品文，小品文这名字我也很不赞成，我觉得文就是文，没有大品小品之分。⑤

周作人的选稿标准表现在他应编辑部要求写的《感想》里，即认为：“文章好意思好，或是( 我以为) 能代表作者的作风的，不问长短都要。”文字之间颇有几分自负，多少有认为自己是散文选家的不二人选之意，但也有大家风范，在选文上有自己的原则，整个小文思维缜密，措辞谨严。

郁达夫的《编选感想》则写成了一篇短短的优美的散文，颇有特色。感想说:

照灯笼的人，顶多只能看清他前后左右的一圈，但在光天化日之下，上高处去举目远望，却看得出四周的山川形势，草木田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已经有将近二十年的历史了；自大的批评家们，虽在叹息着中国没有伟大的作品，可是过去的成绩，也未始完全是毫无用处的废物的空堆。现在是接迹于过去，未来是孕育在现在的胞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发行主旨，大约是在这里了罢。⑥

郁巧用“照灯笼”之喻贬斥当时责难新文学没有成就的人，并赞叹《大系》发行是伟大之举，是具有长远眼光的选择。文中竟丝毫未提散文集编选一事，多少背离了《样本》出版的初衷，却肯定了《大系》发行的意义，将自己对此的看法诉诸笔端，全文文字优美，语言清丽，是性情之作。

以上两人的《编选感想》既透露了散文分工的讯息，也各自展现了个性的一面，周之严谨，郁之率性。

二、《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散文集》导言书写差异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在编选的同时，按照《大系》主编者的要求，每集前面应有编选者二万字的长文介绍，对其所选进行说明并阐释对于散文的看法。周作人与郁达夫也都勉力做了。字数也许不足，可篇幅在他们文章中，却算是很长的。这两篇导言为现代文学构建了散文理论，为散文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囿于个人观念及性情的缘故，在书写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一）语言差异——文与白

新文化运动以提倡白话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周作人《散文一集·导言》的书写颇有晚明小品风范，文辞典雅古奥，多引古文，同时也不排斥一些地方口语的运用，文言与白话参差有致，具有古朴之风。周自己在《导言》中主张，散文语言的使用要“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⑦可见，周作人要求现代散文的语言，需调和众语言的优势，口语的明晰，欧化语的精致，古文的典雅，方言的活泼，形成一种“清涩”的语言之美。那周作人是如何实践这一主张的呢？在《散文一集·导言》中周引述他人或自己的文章及讲话达二十段之多，其中以“云”字引述下文的地方有近十处，如“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著《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二》记日本文字，末云”、“又后序云”、“黄氏云”、“其首两节云”、“有云”等等，而“说、说道”等一共才六处，由此得知，周作人虽说是倡导白话文，但自己用起文言来还是比白话要自如得多。

与周作人相比，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导言》则几乎完全运用纯粹熟练的白话文字写成，明白晓畅，读其文，知其意。文中没有大段的文言引用，只有较少的文言字句，引用之前的词语全是“说”字，而完全没有“云”之类的古字。可见，郁达夫不能像周作人那样将古典学识融入文章。这种文白之比，映射出新文学运动的侧影，老一辈的学人受的传统教育很深，虽极力鼓吹白话，但换到自己，不自觉就会使用古典文辞，而晚生的新一代受五四影响很大，白话运用上较为驾轻就熟。从另一个角度讲，或许像周作人这样的大家也不屑于文章过多使用白话，多少有“掉价”的嫌疑，这种语言的运用是周的本色，也是其狡黠之处，而郁达夫则兴之所致，兴笔开来，无所忌惮，率性的用白话抒写胸臆，有其可爱之处。

（二）风格差异——文抄公与真才子

两篇导言在整体风格上差异更明显。

首先，周作人的《散文一集·导言》明显带有文抄公的痕迹。不仅引了他人的话来阐释自己的看法，如胡适《五十年中国之文学》，而且大段引用了自己的文章，如《近代散文抄》、《美文》、《陶庵梦忆记》、《杂拌儿跋》、《燕知草跋》等，尤其是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所成之稿《中国新文学源流》一文，引用颇多，算是把自己之前对散文零零散散的见解规整了一下，在导言中做了一次总结。作者对此有一说明：“以上都是我对于新文学的散文之考察，陆续发表在序跋中间，所以只是断片，但是意思大抵还是一贯，近十年中也不曾有多大的变更。”⑧这并非周图省事，说过的话不想再说，而是有一分自负，表明自己对散文的主张一贯如此，找以前的话写现在的文正是周作人的高明之处，一来说过的话不会有第二种说法，二来也有将自己的言语诉诸历史，促成经典的嫌疑，这也是周作人身为散文界盟主的自信之表现，怪不得鲁迅在被问到“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谁”时，他列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周作人，周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地位无人能撼。但周的聪明就在于不明说，他通过一些细节、策略巧妙地做出了当仁不让的姿态，有自我标榜的成分。如他在导言中引用了胡适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自己在白话散文方面成绩的评价，从而说明自己在散文领域的地位和贡献，借他人之口肯定自我。他的这种自信也体现在对他人的评述中，从导言来看，周作人一直在阐释自己的散文观，对与自己一辈的作家很少提及，没有表示出明确的喜好，但却对晚辈作家大力提携，尤其是废名、沈启无、俞平伯等自己的弟子，不避嫌疑，多加赞赏。对同为编选者的郁达夫也一字未提，从这个侧面或许我们能看到周作人处事巧妙、做人世故的一面。

而郁达夫的《散文二集·导言》则是严格按照论文的规范来写，分成好几个层次，从散文的“名”、“外形”、“内容”，以及“现代的散文”几方面分述关于散文的种种，条理清晰，严谨整饬，有理有据，让人一目了然，文章的中心和脉络也十分清晰，让人感受到这位选家的条理性。在导言中，郁达夫同样引述了一些散文名家的文章，但言必称先生，如“胡适之先生” 、“梁实秋先生”、“林语堂先生”等，可看出当时资历尚浅的郁达夫不事张扬，低调谦虚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郁在导言中以“辑迭”和“批评”为主要策略，对选入的十七位作家逐一进行了评述。“妄评一二”成为全文的精华之处，也集中体现了郁达夫的才情，他以自己写作散文的经验、带着感情走向作家的内心深处去揣摩、评价作家的风格成因，常常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和一针见血的评断，其为人处世的谦逊平和，以及其中蕴藏着的耿直狷介在“妄评一二”中尽显无疑。“所评均是名家，所用都是褒语，但分寸不同，角度各异，言简意赅，切中肯綮。郁达夫既表达了独特的见解，又不失其谦和的学术姿态；情趣与偏好熔于有差异的誉美之词中，形形色色的赞辞里贯穿着微妙的批评尺度。”⑨“妄评一二”中的精辟之论为后来的散文评论家反复引用，堪称经典。其中对周氏兄弟的评论占全部评论的二分之一。与之前的严谨行文有所偏离，这也是郁真性情的地方，他丝毫不掩饰对于周氏二人散文的喜欢，“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一经开选，如窃贼入了阿拉伯的宝库，东张西望，简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断。”⑩从中，也可看出郁达夫对周作人的尊重。

综合来看，郁达夫之文真，但也浅。周作人之文滑，但涩味十足，很是耐读，通篇文章或引用他人及自己的文章和讲稿，或即兴谈来，自然通脱、信手拈来、一气呵成，虽没有明显的层次、段落，倘读者认真阅读体会，自能感受到其文的妙处之所在。

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编选目次

（一）人选的确定

周、郁二人在确定以人为编选方式后，在人选上如何分工的呢？研究郁达夫的学者周艾文在一九八一年四月的《大地》上发表了当年郁达夫写过周作人的一封信，商讨人选分工。此信全文略长，但记录了二人分工的细节，节录部分, 以方便下面讨论：

启明先生：

1月13日的信，拜读了，以人名决定界限，最直截了当，我们以后，只须想出人数，各补各的不足好了。赵家璧又有信来，新提意见却并不妙，所以又去信复他，告以已决定标准了。在这信中，再加上几个名字罢，以后你有所见请通知我，我有所见，当通知你。

原开列者亦抄在一道

周选

郁、志摩、庆言、平伯、沫若、半农

应加

徐祖正（及骆驼草时的散文）

江绍原（及除林语堂、鲁迅外之语丝散文）

钱玄同？李守常？顾颉刚？

春苔、庐隐、沈从文、绿绮、凌叔华、高一涵（浅草社同人）。

郁 选

周、冰心、鲁迅、朱自清、叶绍钧、林语堂

应加

川岛（创造社除郭沫若外的散文）

茅盾、蒋光慈、丰子恺、钟敬文、田汉、冰莹、许钦文、冯沅君（湖畔诗人等）、丁玲

此稿，我原抄出一份，以后想到，当逐日加上去。现在我所加的一批，就算作第二批好了。

此外，还有名不甚著，而小品散文之类，间有很好者，如浅草社同人（如陈炜谟、陈翔鹤等），湖畔诗人同人（如冯雪峰、修人、汪静之等），只能以团体分了。

……

你若有第三批人想出，可将前一两批人的名字省去不再录一道，即以第三批人为眉好了。

大约选三十万字一册，也很难，到后来总得滥选一点才能补足字数耳。匆问近好！

夫人小姐及少爷外不另。

达夫敬上

一月廿一日11

这封写于1935年的信在尘封近半个世纪后重见天日，通过对比信中提到的人、集子最后选了的我们发现，除第一批外，周作人在郁达夫建议的第二批诸多人选中，只选了徐祖正、江绍原与顾颉刚，后自己另加了刘大白、梁遇春、吴稚晖、陈西滢、孙伏园、孙福熙、徐蔚南、王世颖八位作家，这应是周选的第三批。可见周作人在选择上有自己的主张，显示出“大家”的原则立场。而郁达夫最后也有所取舍，除以上人选外，另加了罗黑芷、朱大枬、叶永蓁、王统照、郑振铎诸作家。最终，《散文一集》选了17位作家的71篇散文，《散文二集》选了16位作家的131篇散文。

从信的末尾我们看到，在编选之初，周、郁二人担心选不够，“大约选三十万字一册，也很难，到后来总得滥选一点才能补足字数耳。”结果是舍者为多，在周是精而不滥，只顾颉刚那一篇，所占篇幅就不小；在郁，则是选的周氏兄弟的太多了，鲁迅选入24篇，周作人更惊人，选了56篇，反而使很多预选者最后未能入册。从这一点，可看出周的节制、理性，而郁多少显得有点任性，但二者却都是本乎性情所为。

（二）所选文章的不同

同是选散文，周作人与郁达夫因为秉承的散文观念不同，喜好不同，所选的文章也略有差异。

周作人是一个比较“挑剔”的批评家，他只选自己喜欢的，合自己趣味的作品，也只给与自己创作风格审美倾向大致相同的作家写评论。那么，在周作人的眼里，什么样的散文美呢？他在给俞平伯的散文集《燕知草》作跋时曾明确提出：“我也看见有些纯粹口语体的文章，在受过新式中学教育的学生手里写得很是细腻流丽，觉得有造成新文体的可能，使小说戏剧有一种新发展，但是在论文，——不，或者不如说小品文，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有人称他为絮语过的那种散文上，我想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12可见，周作人是喜好有涩味的小品文，在《散文一集》中，所选文也大都偏向此类。他公然在集子里宣称，议论文是不选的，“但从选集实际看，其中有些文章属于议论文。如刘半农的《奉答王敬轩先生》，刘大白《桐城派鬼话文合八股文的关系》，梁遇春的《人死观》等都可视为议论性的作品。从周作人开列的不入选的作者看，他们多数是当年《新青年》杂志的主持人或主要作者。因此可以推想，周作人的“议论文照例不选”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样的，除了有关于他的散文观念，还与议论文作者及其议论文本身的内容相关。刘半农、刘大白、梁遇春等作者是非政治性人物，所入录的作品并不直接关涉社会政治，讨论的是文化问题。这些情况，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出了周作人复杂的文化心理。”13徐志摩的《翡冷翠山居闲话》一篇得以置于《散文一集》的“首席”，可见，周作人是将其视为美文的范本向读者推荐的。这一类的记游小品，在周作人所选的散文集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周作人之偏爱记游小品，主要不是自然景致的招引，而在于这一类作品所反映的人在自然中得以放逸而见出的真性情，成为周作人的一种精神向往。在这点上，周作人作为散文理论家、批评家，编选时只凭主观偏见，未免显得有点偏执与狭隘，而少了几分本应有的雍容大气。这种编选角度很能看出选家的性情与审美趣味, 却不一定能很好的反映历史，有一种个人的“偏见”。周并不在乎选者的文学史的地位，只管符合自己的口味，从他的选目中却也无法了解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和概貌。他这种选法并不大符合《大系》整理保存资料的宗旨。

而郁达夫是才子意气，只是以个人赏鉴的态度，喜欢的就选，不喜欢就不选， 甚至所选范围也不以第一个十年为限。他曾在《清新的小品文》一文中提到了自己的散文观：“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的三点。细密的描写，若不慎加选择，巨细兼收，则清字就谈不上了。”14从他的选文倾向来看，最注重的是作家“个性的表现”，所选也皆是能体现作家“个人文体”的作品。郁达夫《散文一集》选本的选目虽然不够完全，甚至可以说失之偏嗜，但他那篇导言却对现代散文有诸多精彩之解。他在导言中重点评述了几位散文家的艺术个性，也由于对作家的个性格外推崇，使得他在进行散文批评时较少对具体的文本进行解读，而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散文家的精神个性，再从精神个性论及文章风格。虽不是讲历史，却是论性情，对于了解文学史上的那些名家很有导引作用。

结 语：

从分工、编选、到著文完成，透过《散文集》编选作为一次文学事件的前前后后，或许我们可以由文至人，见微知著，窥探其性情的差异：周作人的世故、狡黠、老道以及对于自己散文界盟主的自信和编选时的大家姿态，郁达夫的谦逊、慎言、中规中矩中藏匿的才子意气，尽显无疑。二人的编选体现出本乎性情、别具机杼的一面，其评论鲜活而又真切感，一位是散文文学理论的开创者，一位是散文大家，角色搭配本身有历史的均衡性，而在编目的角度与各自撰写导言的立场观点上也互有参差，相互补充，形成一种多元互补的历史对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参与者对于当时现代散文的不同态度和肯綮评价，以及对文学事业别具的眼光和虔诚的态度，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有一定的意义。

注释：

①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第1期，第173页。

②孔另境：《现代作家书简》第88页，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社1936年版。

③周作人：《〈枣〉和〈桥〉的序》，引自废名：《竹林的故事》第1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⑦⑧12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引自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第124页、第122页、第123页、第12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下同）。

⑤张铁荣、张菊香：《周作人年谱(1885-1967)》第46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吴秀明：《郁达夫全集》第11卷第165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许子东：《郁达夫新论》第1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⑩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引自刘运峰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第140页。

11周艾文：《郁达夫致周作人信》，《大地》1981第4期，第35页。

13丁晓原：《论周作人与郁达夫五四散文观的差异》，《江苏社会科学》2003第1期，第120页。

14郁达夫：《清新的小品文字》，《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189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