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相继失陷，与上海邻近的杭州风声鹤唳，人们纷纷争相出逃。我爸爸当时远在福州师范教书，无奈下妈妈带着我和一岁的弟弟逃回嵊县崇仁镇裘岩村的娘家。有一天，我在屋外玩耍看见爸爸，叫了声“爸爸”，妈妈在屋里骂我“疯了，哪来的爸爸？”出来一看才知道，父亲从福建千里寻妻历尽辛苦才找到这里。父亲到杭州找不到我们，在老屋睡了一觉，天未明即徒步走过钱塘江大桥，过桥不远就听到轰的一声桥被炸断了，日寇也随即侵占了杭州。
我们跟随父亲到了福建临时省会永安县，福州师范也从乌石山迁到了永安县城里。但万恶的日本鬼子飞机轰炸了永安。我至今还记得我和其他人躲在田地里，看着日本飞机投弹燃起一片片大火。学校因此被迫迁到了大湖乡。
大湖乡四面环山，中间是块平地，村落不大，都是些砖木结构的老房子。这里离县城十公里，离村就要爬岭，山路崎岖。父亲租了民房，二间卧室，叫人加盖了天花板和地板，小卧室给我独住，还有一间吃饭用的（兼父亲工作室）和一个小厨房及养猪房。好在村子里空房很多，还有许多空闲地。当地民风淳厚，对老师很尊重，加上我爸爸生活朴素，从不在人面前摆架子，所以和当地民众相处融洽。
学校搬到这里后，改名为福建省立永安师范学校，建造了教室和学生宿舍等必要房子，还在一个祠堂里办了一个附属小学，以供当地村民子女入学及学生实习之用。父亲担任语文课教师，白天要上课，晚上要批改作文及备课。父亲工作认真，平易近人，从不摆架子，深得大多数学生好评。读师范不用交学费，吃饭住宿也不要钱，但毕业后要从事教育工作至少三年，抗战时期，学生来自四面八方，有很多浙江老乡，他们经常会来我家串门。
学校有军训，教官从事军事训练，有步枪等武器，还有训导处和三青团组织在控制学生思想，当然也有共产党方面和进步思想在影响着学生，学生中不是站在这方面就是站在另一方面，否则毕业后是没有出路的。我父亲就是利用课文中的文章正面教育学生应该如何做人，如何爱国反对日本侵略者，鲁迅先生的文章正好能发挥这种作用。
父亲还经常写文章在各刊物发表，描写人民的苦难，激发人民的斗志。为了写文章，父亲经常在煤油灯下（乡下无电）熬夜到半夜三更，第二天，天一亮照常起床。父亲同我说写文章要多观察、多想，因此要多同群众接触。写文章不是在写的时候想，而是要想好后再写，什么时候想，可以利用劳动的时候想，一面做事一面想文章，有了个大概后该做的事情做完后坐下来写，写完后隔一天再看看有什么不对或要添加的地方，文字要精简，像一颗颗子弹一样射出去。
抗战时期物资匮缺，工资低，物价飞涨，生活艰苦，父亲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生计，一早起床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去井里打水，父亲不会挑，两手提着水桶去村里唯一的一口井打水，要把一个小水缸打满，以供一日之需。随后是到菜地施肥、除草等……父亲向房东要了块荒地种菜。种完菜回家烧早饭和喂猪，吃完早饭再匆匆赶去学校上课。我家房前天井种着南瓜，福建南瓜是要搭架子的，农村户户都搭在天井里，既可遮阳又便于管理，南瓜一般有十多斤重，所以还要给每个南瓜下面搭块木板，不然要掉下来；南瓜花可以做菜吃，天天可以采雄花，足够做一碗菜。瓜棚上还可以种几株豆，瓜朋豆友双丰收。晚饭后全家再到菜园子里一边欣赏所种的菜，一面采摘果实。我爸爸种的蔬菜比农民的还多，因为我爸爸会到县城买洋种子来栽，例如番茄、包心菜……这些菜现在很普通，但那时是很罕见的。……当地的芥菜叶子很大，由下而上，采一两片就够吃一顿，还有空心菜，一年生长不断，摘下来它自己又会长出来。永安一年四季几乎无霜，种的菜吃不完，可以给猪吃。养两头猪，一头卖掉补贴家用，一头过年时宰杀，吃不完的腌起来。妈妈还养了鸡，不但有蛋吃，有客人来还可以作为高档菜予以招待。
我爸爸告诉我在绍兴东浦老家我祖父教书之余喜欢种花木，我爸爸是跟祖父学种花卉。种菜和种花卉道理是一样的。有次我和弟弟学着爸爸种菜，不久我种的菜死了，但弟弟种的长得很好，因为我爸爸在代为保养，而我的则由它死去，我爸说因为弟弟还很小，不懂事，而我已经在读书，应该知道如何保护好自己种下去的菜。这件事对我一生影响很深：做一件事要做到底。
师范学校学生也种菜养猪，因为乡下不比县城，没有专门的菜农。我读小学，老师就要我们轮值打扫教室、厕所。并划分土地要我们种菜。劳作课教我们如何利用工具制造简单的玩具和实用的物品，这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使我不怕脏不怕臭，凡事喜欢自己动手做。
在大湖乡，我家的贵客是永安城里的董秋芳先生，他也是绍兴人，同我父亲关系密切，大概一、二个月来一次。他一来，我爸爸杀鸡买肉，将地里的时鲜菜蔬采来，并且准备好酒招待。他要走20多里山路，手拿拐杖，一口绍兴话，和我爸爸很谈得来，也给我们带来许多新闻，知道国内外形势，因为他是福建省图书馆馆长，消息灵通。我爸爸独自或带我一起进城时，也必定去他那里停留，他也总是很热情招待我们。
我妈妈抱着弟弟喜欢到农舍串门，我和妈妈都学会了当地的方言，能听能讲，这就拉近了我们和当地民众的距离，也就无话不谈，建立了感情。逢年过节互相送点自家做的东西，有什么事也互相帮忙。农民大都不识字，有事找父亲看什么写什么，父亲一定尽力，邻里间如同亲友，所以虽逃难到异乡，并不感到孤独。我家与外界联系最多的是四川成都的四姑母，她经常寄点四川白木耳来——那时白木耳是很珍贵的。有时还寄点四川的井盐给我们，书信来往最多。有一次收到浙江嵊县寄来的一封信，我妈妈哭了很久，我父亲也默不作声，原来是我外婆去世了。悲哀笼罩着我家数日不散，听妈说，我是早产生下，当时全靠外公外婆抱着度过危险期的。千里迢迢，战火飞扬，难以奔丧的心情可知，这是我们家在大湖最哀痛的一件事，我至今还难以忘却……，但与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比较，我家这件事只能算是小事一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父亲陪我进城投考永安中学，中午正在街边吃饭，突然街上沸腾起来，报贩在叫卖号外，响起了鞭炮声，锣鼓声，原来是日寇宣布投降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终于胜利了！父亲显得很高兴！我们也真碰巧！能在县城第一时间与众民同欢。城里庆祝一直延续到晚上。
一九四六年初，永安师范告别大湖迁回省城永安，我家住在胡公祠里，二月四日（丙戌年正月初三）妈妈生下妹妹品琴，真是喜事接连光临。根据当时规定，教师在某一固定学校教满十年(不知是否八年？)的可以带薪休假一年。父亲符合规定，恰好中国政府接管台湾后，父亲好友从台湾来信约父亲去台湾某大学授课。于是父亲带着全家五口到了福州，准备乘船去台湾，不料台风骤起，船不能开。夜晚我坐在海边，耳畔传来一首“苏武牧羊” 的二胡曲，很是激动，余音至今仍在我脑海中回绕。
正是这场台风，把我家吹回杭州的草窝，否则我现在还在台湾。父亲记挂着杭州辛苦造起的房子，里面元庆先生的图画怎样了！于是带我们乘船到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回到阔别多年的杭州保俶塔下的家，幸好房屋仍在，但元庆先生的画已不知所踪。父亲在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任教至解放，我则在苏堤边的杭州市立中学读书。
往事如烟，奋斗一生、劳累一世的父亲逝去已经三十年，能记得大湖往事的也只剩下我一人，谨作此文以志纪念。
2014年3月于西子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