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我调入浙江省立鲁迅文化馆，与方杰同志一起筹建绍兴鲁迅纪念馆。方杰同志打听到，曾在鲁迅家里做了二、三十年的工友王鹤照，现在还在嘉兴一家酱园里烧饭，于是1952年设法把他调来鲁迅文化馆，列入纪念馆筹备人员的工友编制。

王鹤照是绍兴里山紫洪山村人，他来到纪念馆后，我们又帮他儿子王章夫解决了就业问题。王鹤照对绍兴鲁迅纪念馆的筹建是出了力的。空闲时，他经常给我们讲述有关鲁迅以及鲁迅家的事情。

王鹤照说，鲁迅母亲思想很开通，鲁迅在日本时写信叫她放小脚、剪头发，她都照办了，周围有些人骂她“尼姑”，她也不理他们。

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有的人叫他假洋鬼子，如新台门里的伯文。鲁迅在新台门辈分很小，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伯文，也得叫他堂叔。这位堂叔伯文，曾与鲁迅一起在南京的洋务学堂——江南水师学堂读书。他非但没有带一点新思想回绍兴，反而成了一个守旧派。看到鲁迅就说风凉话：“像煞有介事，看到长辈也不叫。”鲁迅告诉了母亲，鲁迅母亲又告诉鲁迅祖母。一天鲁迅祖母坐在大厅吸烟，伯文大模大样地不理人，鲁迅祖母就在伯文头上敲了一烟管，说：“你为什么看到长辈不叫。”又说：“你教训阿侄，我也教训阿侄。”这一烟管对伯文说，真是一帖清凉剂。

鲁迅对母亲很孝敬，凡牵涉到家里的事，总先去征求母亲的同意。哪怕街上买了几块古砖，要请王鹤照帮忙去拿来，也总是先通过母亲的。社会上有什么事发生，鲁迅也是一五一十告诉母亲，让她了解。

一次，王鹤照从鲁迅母亲房间出来，看到鲁迅正在自己房里看书，就把自己认为已经考虑得很成熟的建议告诉了鲁迅：“大少爷，现在我们赚这许多钱，可以去买几亩田，自己的饭米也省得向人家买。”鲁迅祖父周福清在教育子孙的《恒训》一文中，曾教育子孙有了钱，就要买田置产，这才是恒业，鲁迅虽然早在南京求学时，就手抄过祖父的《恒训》一文，但他并不全信。工友王鹤照如此规劝他时，鲁迅就马上回答说：“田没有啥用，只要吃得过去就好了！”

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每月到拱宸桥日租界去汇钱给尚在日本读书的二弟周作人。鲁迅到绍兴教书时，仍是月月如此。所以鲁迅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今至杭为起孟（即周作人）寄月费，因寄此书。留二三日，便回里矣。”当时全浙江只有那里有个日本邮局。有时鲁迅带王鹤照同去，以便必要时可以代他办理此事。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拱宸桥，已成了奇形怪状的地方。说书的大姑娘，坐在茶店说书。鸨子店（即妓院）非但多而且公然挂着牌子，电灯开得煞煞亮。王鹤照说：一天晚上，鲁迅带他去看电影，鲁迅在前，王鹤照在后，鸨子店出来拉人了，忽然一起走的一个人被拉住，鲁迅马上回过头来：“你干什么？”鸨子店的人一听不妙，就溜走了。

王鹤照说：“一起去杭州的还有建人先生，那次我们一共住了七天。第二天下午，我想去剃一个头，这爿店里吃茶吃点心、剃头，样样都有。服务员都是女的，我一坐下，日本女招待就递过一块热毛巾，这样多人的场合一个女人绞毛巾给我揩，还是第一次。我羞极了，头摇摇，推说不要揩，接也不敢接，面孔一直红到了耳根，坐也不是，连头也不要剃了。回来后鲁迅同他母亲讲笑话还说：‘鹤招嘴巴石石硬，拱宸桥剃头时像个雌张飞了。’”

王鹤照还说，辛亥革命前后，鲁迅曾两次下乡看社戏。

第一次是去城东的皋埠镇看社戏。绍兴民间有“金柯桥、银皋埠”之称。那次同去的有鲁迅的母亲，以及鲁迅后来写入回忆文中的衍太太等七人。吃过中饭就从东昌坊口开船，小菜是事先弄好的带去，晚饭就在船里做的。

戏台搭在皋埠镇的洞桥下，是个河台。那时只要社戏一开场，就远远近近的都摇着船去看戏，迟到的或较安稳守己的，就站在自己的船上看。当时绍剧的戏差不多都要演到第二日天快亮，鲁迅他们在后半夜的二、三点钟就开船回家了。

另一次是同年七月，在昌安门外松林看目连戏。松林是绍兴的造船业中心。那是伯文妻子孙少奶奶的娘家，因此同船去的，除曾同去皋埠看戏的七个人之外，还加上个孙少奶奶。也是吃过中饭开船，停船的地方是孙少奶奶母亲早给抢好的。这里的戏台也是河台，鲁迅他们就在船里站着看戏，船上有梢棚，落雨时盖起油布，晴天时摊上块蓝洋布遮阳。因为孙少奶奶叫大家到她家里去吃饭，都不肯去，于是把点心送到船里。这次一直看完了戏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