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著名的《父亲的病》。鲁迅在1922年12月的《呐喊·自序》中说：“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虽然《父亲的病》也不乏怨恨和嘲讽，毕竟更纯净、更客观些。最近读到陈明远先生的《鲁迅时代何以为生》，意识到鲁迅客观记录了清末民初绍兴名医的诊金、出（会）诊费和一例医疗赔偿的个案。

二、诊金

1、清末民初的中医：S城的名医姚芝仙和何廉臣。

地点：绍兴。

时间：1894-1896年10月；诊金：一元四角。特殊丹药：二元。

1911-1916年；诊金：一元四角。

1901年的银洋一元，约合1995年的73元，2009年的146元。一元四角诊金，约合2009年的204.4元。

鲁迅说，“那时是一元四角已是巨款，很不容易张罗的了；又何况是隔日一次。”鲁迅父亲的病，连续2年多，以2年计算，诊金累计511元，配药不计。两年多的诊金，以2009年的价格计算，约合74606元，周家把四、五十亩田产变卖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就有了实指。

1910年的银洋一元，约合1995年的50元，2009年的100元。一元四角诊金，约合2009年的140元。

2、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都市西医。

地点：现代都市。

时间：1916-1926年；诊金：十元。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1921年为基准，银洋一元，约合1995年的44元，2009年的88元，十元诊金，约合2009年的880元。

为鲁迅父亲伯宜公看病的医生，一共三个。“第一个姓冯，第二个叫姚芝仙，第三个是何廉臣。”时间最久的是姚芝仙，鲁迅说，“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鲁迅父亲的病，维持了2年多，严重起来是脚背浮肿、小腿肿和胸腹肿，临终的特征是喘。可见是慢性病，有血清低蛋白、和胸腹水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当时最常见的，猜想原发病以肺结核的可能性大。当时的技术条件，如没有好的疗养和营养，肺结核常常不治，中西医都如此。1893年秋，鲁迅祖父科场案发；年底或年初，鲁迅父亲就病倒了；病的结果，是“人财两空”。鲁迅所谓“骗子”的咒骂，是有切肤之痛在里面；“有意无意”的定语，多少留些余地。

“人财两空”的结局，现在仍有发生，难以避免。原因是：一面是过度的医疗需求和期望，一面是过度的医疗；医方不知适可而止，无法刹车，比如2008年哈尔滨的“天价医疗费事件”。

二、出（会）诊费

鲁迅写于1926年10月的《父亲的病》，首先记录了“大约十多年前”，听说的名医姚芝仙的故事。

地点：S城外。

时间：暂定为1911-1916年间。

普通出诊诊金：一元四角；

特拔出诊（会诊）十元；

深夜出诊（会诊）加倍，即二十元；

深夜出城（会诊）又加倍，即四十元。

特需深夜出城（会诊），一百元。照鲁迅的话说，“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

以1912年的银洋一元为基准，约合1995年的人民币50元，2009年的人民币100元。由此，按2009年的购买力推算，——

普通诊金为140元；

特拔出诊（会诊）1000元；

深夜出诊（会诊）加倍，即2000元；

深夜出城（会诊）又加倍，即4000元。

特需深夜出城（会诊），10000元。

这样的价码，与当下的会诊费行情有得一比，基本一致。市内专家千元以内；省内专家数千元不等；国内顶尖的就要用五位数了；国外的不得而知。但国际、国内和香港的经济学家相比，以郎咸平为例，在某地方会诊地方经济或发表演讲，出场费肯定是六位数了。

名医和名家，都是奢侈而特需的消费，与普通百姓的消费不是一回事。

三、医疗赔偿

也就是这个名医，姚芝仙，“去时，却只是草草地一看”，说道“不要紧的”，开一张方，拿了一百元就走。

那病家第二天又来请了。

他一到门，只见主人笑面承迎，道，“昨晚服了先生的药，好得多了，所以再请你来复诊一回。”

他一按，冷冰冰的，也没有脉，于是点点头道，“唔，这病我明白了。”从从容容走到桌前，取了药方纸，提笔写道：

“凭票付英洋壹百元正。”下面是署名，画押。

“先生，这病看来很不轻了，用药怕还得重一点罢。”主人在背后说。

“可以，”他说。于是另开了一张方：

“凭票付英洋贰百元正。”下面仍是署名，画押。

这样，主人就收了药方，很客气地送他出来了。

这个纠纷解决的很斯文，很温情。关于医疗赔偿，有一点不明白，就是第一张“处方”有没有收回。我理解，应该是没有收回。这样，第一张支票是退赔还本；第二张处方是加倍赔偿。当然，首先是医生得有责任。

医患纠葛，情形多种多样。医方的责任，需要行业共同体和第三方认定。第三方调解和当事双方的可采原则之一是加倍赔偿。

人总有一死。或因为战争，或因为自然灾害，也或者因为疾病；医者的“医病不医命”也是实情（当然也可能是托词）。医者的责任，是照顾、关怀和尽己所能（我愿在我的判断力所及的范围内，尽我的能力，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并杜绝一切堕落及害人的行为——希波克拉底誓言）。

医患关系的本质是信任和信托。鲁迅借姚芝仙的赔偿个案，一泄心头之恨；鲁迅事后对中医和何廉臣的讥讽，明显带有个人的色彩而失去了医患关系中基本的信任和信托；1919年，周家新台门又以8000元银币卖给了东邻的药店老板兼医生朱阆仙，故事本事隐约记载在1922年的小说《故乡》中。鲁迅内心，与几个医生相关的，都是负面的不愉快的记忆。

四、附论：鲁迅和中医的纠葛

鲁迅先生在《父亲的病》中，讽喻了叶天士和“医者，意也” 。“医者，意也”语出《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又，宋代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唐许胤宗善医。或劝其著书，答曰：“医言意也。思虑精则得之，吾意所解，口不能宣也。”“意”有二解：一曰“尽己所能”；二曰“吾意所解”。知识总是具体的、带有个人特征的知识；知识共同体，是以个人的创造为前提。这是“知识考古学”所证明了的。叶天士（1667—1746年），名桂，号香岩，江苏吴县人，清乾隆时名医。他的门生曾搜集其药方编成《临证指南医案》十卷。叶天士是中国医学史上少有的创新人物，他所谓的“温病”学说，现代则是传染病和风湿病，有许多宝贵经验。

为什么毛泽东说，“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因为中国医生不能失去了话语权。医学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一部分，技术也融合在文化之中，青蒿素、紫杉醇、水蛭素、亚砷酸、连花清瘟胶囊都是可以证明“宝库说”的。

在伯宜公病入膏肓和姚芝仙为难之际，推介了何廉臣：“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陈莲河即何廉臣。何廉臣（1860—1929年），是清末民初的绍兴名医，也是全国有影响的一代学者，祖父是何秀山。1924年创刊的《绍兴医药月报》，何廉臣任副编辑，是全国最早提倡“发明古学，输入新知”，中西汇通的医药学报之一，章太炎也有数文在此发表。因为鲁迅的光环，遮蔽了何廉臣他的学术成绩；在中学生的眼中，何廉臣成了“庸医”的代名词，这是不公平的。

鲁迅和中医的纠葛，除了反封建和传统文化的原则立场，似乎也是医患冲突、医疗纠纷的一种原型，虽然仅仅是诉诸笔墨官司。

“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鲁迅说，“我的一位教医学的先生却教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鲁迅学的是西医，而且生理学教科书《人生像敩》也为现代解剖生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至少在1926年10月，他仍不能兼容中医。

西医的话语和中医的话语如何兼容并蓄，至今仍是考验国人智慧的课题；中医药的近代化确实没有完成；创造中国的“新医药”的伟大理想，却在七十年代选择了一个错误路径，又时常被重复。2008年，鲁迅之子周海婴在第五期《知识就是力量》发表《鲁迅并不反对中医》：“我父亲并不反对中医，反对的只是庸医。”证据是鲁迅向许广平和萧红推荐过“乌鸡白凤丸”，周海婴幼年的“哮喘”也是中医中药治愈的。

有人说：“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中、西并不只是内外的问题。那时已经有《全体新论》之类，但中国人的健康事务，迄今仍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来办；轩辕时候确是巫医不分的，但是现在，巫的功能有谁来替代？谁能够给痛苦的灵魂以安慰？！民间的传统，到现在为止，许多做派，是让临终者“不得安慰”。

鲁迅后人理性的和解姿态，诚然是一个象征。科学和拯救是人生的两翼，西学和中学、西医和中医亦复如此，中西最终是相通的；大道无古今，亦无中西。如此宽容，如此诚信，如此广博，可信中国医学和医患的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