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在绍兴府中学堂、后在北京大学为鲁迅的学生，又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北京教育部与鲁迅共事的李宗裕，与鲁迅关系甚密，仅《鲁迅日记》记载，高达220处之多，并集中在1912年至1926年的15年间。

李宗裕（1887—1933），字仲侃，号霞卿，又作夏卿，《鲁迅日记》还写作李遐卿、李霞青，浙江会稽（今绍兴）横路村人。1887年2月14日，李宗裕出生在地处会稽山腹地的横路村，7岁至14岁就读于本村私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以第19名入泮，不久，又入绍兴东湖通艺学堂读书。清宣统二年（1910），李宗裕考入绍兴府中学堂，师从鲁迅等。毕业后留校任“书记”职。他加入进步的文学团体越社（南社分支），追随陈去病、鲁迅和宋紫佩积极从事光复绍兴的实际斗争。绍兴光复后好景不长，鲁迅和孙德卿、陈子英不满执政当局的所作所为，发起创办《越铎日报》予以舆论监督，李宗裕积极参与其事，任该报编辑。未几，《越铎日报》社分裂，李宗裕与马可兴、范爱农、郁稚青等出走，在城区丁家弄福禄桥另办绍兴《民兴日报》，仍任编辑。1912年11月，李宗裕则与宋紫佩等友人在城区小坊口稽山公会内又创办了绍兴《天觉报》。翌年春，他赴南京报考江南法律学校，鲁迅1913年4月13日《日记》载“得李霞卿信，九日南京发。”这是李宗裕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里，也是他到南京报考法律学校的时候。后来转入杭州浙江法政专门学校。1915年夏，李宗裕毕业后又继续深造，赴京投考北京大学，得到了鲁迅的热情支持。如1915年9月8日《鲁迅日记》载：“（上午）李霞卿来，同往大学为之作保。”1918年夏，他在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即留任该校预科教员，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事。翌年秋，李宗裕应第二届文官高等考试，以优等成绩合格，由北洋政府国务院铨叙局分发教育部推荐任职，任编审处编审员（候补），又与鲁迅同事。在此期间，他先后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华北大学、国民大学等校教授。1927年4月，李宗裕被浙江省政府委任为武义县县长，在任仅两年。后在杭州高级中学、浙江大学等校担任教职，直至1933年4月4日去世。

由于师生、同事、同乡和志趣相投等多种关系，李宗裕与鲁迅关系甚密。据《鲁迅日记》统计，李宗裕拜访鲁迅94次，鲁迅回访、宴请过二、三次；李宗裕给鲁迅写信85通，鲁迅写给李宗裕的书信也有36通，两人往还书信的数量较大，可惜均未妥善保存至今（或许尚未发现）。李宗裕始终对鲁迅敬礼有加，常馈赠鲁迅茶叶、干菜、毛笔、火腿等土特产，也送过古砖、《说文系统图》拓本、《太平天国 印本》、《艺术丛编》等图书、拓片。因鲁迅支持北京女师大学潮，教育总长章士钊以“结合党徒，附和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为由，于1925年8月12日呈请段祺瑞执政府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免职令发表后，李宗裕当天与许寿裳、张协和、孙伏园等众多同事、友人即至鲁迅处，当面表示亲切慰问、声援和支持。鲁迅最后一次记载李宗裕的是1926年8月7日，他和宋紫佩、董秋芳等同乡挚友、学生“在长美轩饯行”，欢送鲁迅南下到厦门大学工作。而鲁迅也一直无微不至地关爱、帮助和支持李宗裕，如李宗裕在绍兴办多种报刊时，均得到鲁迅的鼎力支持。李宗裕出身贫寒，在北京求学期间，经济发生困难时，总是向鲁迅求援，鲁迅也总是伸出援手帮助他，这在《鲁迅日记》有非常多的记载。鲁迅出版了新著，也常常送给李宗裕，如1915年8月19日送他《会稽郡故书杂集》，1919年7月8日送他一册“杂志”，1924年6月21日和1926年4月10日两次送他《中国小说史略》等。其中初版本《中国小说史略》现藏于他的侄孙李建元先生手中。该书封面有李宗裕用墨笔写下的手迹：（民国）“十三年六月廿一日 鲁迅先生惠赠 宗裕藏”，弥足珍贵。

人世沧桑，李宗裕遗物甚少，除了这本鲁迅赠送的《中国小说史略》，尚有《戊辰年续修宗谱·序》。不过，李宗裕早年在家乡宣传科学知识，揭露缠足、早婚和抢亲等陋俗的危害，特别是1921年冬与族亲设法筹办稽东镇第六小学，启迪民智，在家乡留下了良好的口碑。

翻译家钟子岩

在《鲁迅日记》里，至少有两处记载鲁迅与钟子岩的往还，即1929年1月23日“下午钟子岩来，未见。”同年4月4日“得钟子岩信。”

钟子岩（1908—1990），名显谟，字子岩，浙江上虞丰惠人。钟子岩系上虞春晖中学首届学生（1922年入学）。民间有“北南开，南春晖”之誉，当时，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刘薰宇等名师云集白马湖畔，钟子岩有幸师从，特别是得到夏丏尊的关照和提携。他的高中学业，就是在夏师的资助下得以完成。钟子岩的英文成绩突出，春晖中学毕业后，即由夏丏尊荐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工作。钟子岩从事翻译工作其实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九十多年前上海《文学周报》发表他的译作《乌鸦》时，译诗有其附记：“10月18日夜，心甚恶闷，因讽咏是诗，顺便译出以消闷。子岩附记在白马湖灯下。”当时，钟子岩还是一位十余岁的少年，居然能翻译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的这首名诗，也许得到夏丏尊等名师的指导。1929年上半年，钟子岩登门拜访鲁迅和写信给他，主要是为投稿事与《奔流》主编鲁迅联系。1935年，开明书店印过钟子岩翻译的《童话与儿童的研究》（日本松村武雄著）。他编著和翻译的作品甚多，其中著称于世的有《英语句式详解》、《近代文学与性爱》等。《英语句式详解》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海峡两岸重版，可见此书深受国人欢迎。《近代文学与性爱》是美国摩台尔的著述，钟子岩早在八十多年前就把它译介到中国，颇具突破性的意义。

长期在司法界任职的陶书臣

在绍兴籍军政界人士中，与鲁迅有过往还的并不多，一生在司法界任职（监狱管理）的陶书臣是其中一个。见诸《鲁迅日记》，从1913年12月12日至1932年2月18日，计有27处记载他俩的往还。

陶书臣（1881—1953），名礽，字书臣，鲁迅亦写作“书诚”，浙江会稽（今绍兴）陶堰东南湖村人。陶堰陶氏与绍兴府城覆盆桥周氏有点远亲关系，是转折亲，即曾任湖南道州知州的陶在舆（叔恒）与鲁迅的大舅父鲁怡堂是连襟。看样子，陶书臣在民初与鲁迅并不熟识，却与周作人稔熟。所以，1913年12月12日，陶书臣是持周作人介绍函拜访鲁迅的。是日《鲁迅日记》写道：“晚陶书臣自越来，交至二弟函，前月三十日写。陶云：来应法官试验而不知次第，乃为作书，令持以询蔡国亲。少顷返，云托病不见，但予规则一册。”鲁迅受人之托当即写了一则介绍函给蔡国亲。蔡国亲是蔡元培之从弟，与鲁迅熟识，他出国留学时攻读法学，学成回国被授予法科举人，1913年至1916年间，他先后任浙江和江苏的高等审判厅厅长，让蔡氏接待陶书臣当是合适人选。蔡国亲当时也住在北京宣武门外的绍兴县馆，陶书臣乘兴而去，扫兴而归，他“少顷返，云托病不见”，只送了一册《规则》打发了事。第二天，陶书臣到教育部又找鲁迅求助。鲁迅是乐于帮忙的热心人，他请托教育部同事沈商耆，请“作书介于徐企商，俾询应试各事。”这徐企商时任司法部佥事，他与沈商耆均是江苏青浦（现属上海市）人，同乡加熟人，陶书臣请托之事因此得以满意解决。1914年下半年，陶书臣曾四次看望鲁迅，其中10月26日“晚陶书臣属作保人。”陶氏当上了京师地方检查厅京师第一监狱看守长，与鲁迅往还也增多了。期间，鲁迅替他办过一些事，如1919年9月21日“午后陶书臣来，为保考试者四人”等。陶书臣也帮过鲁迅一些忙，如1919年8月31日代买二把藤椅，9月5日又代买二把藤椅，1922年9月16日代买榆木圆桌一顶等。1919年9月14日，陶书臣“赠铁制什器五件”给鲁迅，1924年11月15日，鲁迅亦“赙陶书臣父丧泉二元”等，这些礼尚往来，也体现了鲁迅与陶书臣之间的互相关心和互相帮助。

约在1920年，陶书臣考入杭州浙江公立法政专科学校，1924年毕业后，任杭县法官推事检察官。1927年后，陶书臣调任杭州小车桥“模范监狱”典狱长，1932年改任杭州浙江监狱典狱长。抗战开始后，他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察部上校军法官。抗战胜利后，陶书臣仍回杭州任浙江第一监狱典狱长。1948年，陈仪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曾下令他释放了数十名被捕的浙江大学进步学生和爱国民主人士。

根据《鲁迅日记》记载，陶书臣往访过鲁迅20次，给鲁迅写过4封信，鲁迅也给他写过2封信，一是1926年7月26日，陶书臣南下途径徐州，鲁迅“交以寄公侠函二”，其时，鲁迅同乡挚友陈仪（公侠）任徐州警备总司令。二是1932年2月18日“为钦文寄陶书臣信”，是为营救许钦文事。许钦文因借住他家的陶思瑾（画家陶元庆之妹）杀害同居的刘梦莹一案所牵连，于2月11日被拘押。鲁迅熟知许钦文的为人，便于18日函托陶书臣设法营救。3月19日，“无妻之累”的许钦文终于交保释放。可见长期在司法界任职的陶书臣力所能及，还是做过一些好事的。

文史学家陶念钦

据统计，鲁迅在1914年11月至1918年3月间的《日记》中有27处记载他与陶念钦的往还，其中1916年达11处之多。

陶传尧（1864—1925），字念钦，鲁迅又写作“念卿”，浙江会稽（今绍兴）陶堰人。“会稽古称沃衍，珍宝所聚，海岳津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陶堰陶氏堪称会稽巨姓望族，更是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斑斑满目。有人统计过，这个现有人口不足5000人的集镇，明清两朝有进士42名，举人111名，贡生83名，还有数以千计的名幕。现当代亦是俊彦迭出，名声显赫，有两院院士、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教授。陶传尧一支属事畴堂，他幼承家学，尤喜文史，早在青年时代已名闻乡里。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绍兴开明官绅徐树兰创办绍郡中西学堂后，就礼聘陶传尧到校任教。该校后来易名绍兴府学堂、绍兴府中学堂、省立第五中学、绍兴中学、绍兴第一中学等。宣统三年（1911）上学期刊的《绍兴府中学堂同学录》仍载有“（姓名）陶传尧，（字号）念钦，（年龄）四八，（籍贯）会稽，（职任）国文教员，（通信处）陶堰事畴堂”。当时，鲁迅在该校任“监学兼博物教员”，陈子英任“监督兼德文教员”，宋紫佩为“教务兼庶务”，可见1910年前后，陶传尧与鲁迅、宋紫佩等已是同事，尽管现存《鲁迅日记》直至1914年11月11日才有与陶传尧往还的记载，但是，他俩在宣统年间熟识是毫无疑问的。在32位教职员工中，除了校医包祖清（月湖）已年逾半百外，要数陶传尧的年岁最大，再加上他有学问，教书又好，鲁迅一直对他十分尊敬，《鲁迅日记》写到他，几乎都尊称为“念钦（卿）先生”，这种礼遇仅局限于蔡元培等几个人。

1912年2月，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聘请到教育部任职，初为部员，后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又升任佥事，分管图书馆等工作。鲁迅他们积极筹办的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8月27日正式对外开放。1914年4月，京师图书馆又在宣武门外前青厂增设分馆，藏书尚且丰富，但管理者和内行人似嫌不足，于是，鲁迅先介绍宋紫佩到此工作，又邀请文史专家陶传尧来该馆主持工作。1914年11月11日鲁迅“得陶念卿先生信”，26日“答陶念卿先生信”，极有可能是为落实陶氏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事。翌年5月18日《鲁迅日记》载“下午陶念卿先生自越中至”，29日“夜交陶念卿先生六十元”，是记述陶传尧5月18日下午抵京，担任京师图书馆分馆主任，29日鲁迅转交他六十元也是他的薪俸。从此，两人开始频繁往还。1915年6月19日鲁迅“得二弟所寄《会稽郡故书杂集》二十册”，即赠陶传尧、宋紫佩和他们的工作单位京师图书馆分馆各一册。在鲁迅日记27处记载中，陶传尧往访鲁迅有14次，鲁迅走访陶传尧仅1次；陶传尧给鲁迅写信有3通，鲁迅写给的有5通，两人共食宿也有4次。

见诸《鲁迅日记》，陶传尧与鲁迅的交往似止于1918年3月23日。这一年，他调往沈阳故宫图书馆任职，不久在那里纳妾，还生了孩子。陶氏族亲说，陶传尧50多岁娶小，不好意思见亲友。1924年，他曾从沈阳回乡，也没有携带如夫人同来。

我们称陶传尧为文史学家，主要是源于他倾毕生心力，写就了巨著《文苑丛谈》，成册的手稿就有32册，其族亲陶在廉曾对笔者谈及：“这部巨著内容相当广泛、丰富，家父陶老鹤曾逐字逐句标点，已同中华书局谈妥出版，谁知抗战爆发，陶老鹤匆匆随国民党空军撤往四川，来不及带走《文苑丛谈》，以致在战乱中散佚，陶老鹤也为此饮恨终生，追悔不及。如果年轻人看了这部书，看看也会吓死人。”不过，绍兴图书馆藏有《文苑丛谈总目》一册，后人还能粗略了解该书一二。

“孔教会会长的校长”傅以潜

鲁迅在《朝花夕拾·范爱农》一文中写道：“我从南京移到北京的时候，爱农的学监也被孔教会会长的校长设法去掉了。”鲁迅在这里所说的“孔教会会长的校长”，指1912年2月他辞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后的继任者傅以潜。

傅以潜（1866—1918），字励亚，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据马孝焱所撰的小传载述，傅以潜“幼慧，尝读《大学》，诘塾师曰：‘何谓大学？’师不能答。”可见他幼小时勤学好问，有的提问还让塾师语塞。“（清）光绪初年，周亦韩明经炳琦、王积成孝廉余庆及其弟子潘少华布衣椐讲学越中，联同人为志学会，一时好学之士多从之。”（薛炳语）志学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旨在天下“三无”：愿天下无恶人，天下无贫人，天下无病人。志学会虽没有重大活动和实际效果，但成立之初在绍兴也喧闹过一阵子，傅以潜自然参与其中。光绪壬寅年（1902），他中副贡，但无意仕进，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傅以潜创办过苏山小学，兼充山阴建议社社长，历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后改绍兴师范学校，则任校长）、明道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等教职。清末民初，全国上下尊孔言行成为时尚，最高当局说“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有如“日月之无伤，江河之不废”。袁世凯总统还下令全国各地“根据古义，将祀孔典礼折衷至当，详细规定，以表尊崇而垂久远”，“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从小熟读孔孟的书，醉心研究儒学的傅以潜众望所归，被推举为绍兴孔教会首任会长。他著有《〈易〉疏证》、《〈易〉达诂》、《〈易〉通论》、《孔孟政见》、《〈中庸〉解诂》、《〈论语〉纂要》、《〈孟子〉钩玄》、《人谱类记后案》、《健庐诗文集》、《读书记》等书。

汉奸文人樊仲云

1927年10月18日《鲁迅日记》载：“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除了这则日记外，鲁迅在《略谈香港》、《“智识劳动者”万岁》、《关于〈苦闷的象征〉》等文章中多次提及樊仲云，他俩应该是熟识的。

樊仲云（1901—1990），又名琛，字德懿（又作德一），笔名从予等，化名潘德一、陈叔平，浙江嵊县（今嵊州市）甘霖镇人。1917年，樊仲云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嵊县中学。1922年，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分配在该馆编译所工作。樊仲云天赋较高，又勤奋好学，利用夜晚进校攻读外文，并开始著述与翻译，深得上司、同仁赞扬。没多久，他调任《东方杂志》编辑，直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是年，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赏识樊仲云的才华，委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东渡日本，在东京、大阪、横滨等地考察文化教育达两年之久。1934年春回国后，樊仲云同时担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校教授，主讲国际政治。翌年，应上海中国公学邵力子校长之邀担任该校教务长。同时，他与周佛海、陶希圣在上海五马路棋盘街宝善里创办新生命书局，出版《新生命》月刊，任《社会与教育》周刊主编。樊仲云后又任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主编，直至抗战爆发。1937年全家移居香港，他仍任教育部驻港特派员、《星岛日报》主笔、华侨学院新闻系主任。遗憾的是，樊仲云丧失民族气节，接受日伪拉拢。1939年8月，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0年3月，任汪伪教育部政务次长；7月，任汪伪中央大学校长；12月，任汪伪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3月，任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任汪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4月，任汪伪国民政府政务参赞。离职后，他一度在上海主编《国际周报》。抗战胜利后，樊仲云隐居香港，化名卖文糊口，直至去世。

樊仲云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也是颇有成就的作家、翻译家和学者。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员。权威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作家小传》共介绍142位作家，而樊仲云作为文学理论家、翻译家列入其中。其著译甚丰。专著计有《圣雄甘地》、《东西学者之中国革命论》、《国际政治之基础知识》、《妇女解放史》、《最近之国际政治》、《最近之国际政治初编》、《最近之国际政治续编》、《新兴文艺论》、《一九三二年之国际政治》、《今日之日本》等，译著计有：《这便是人生》、《畸零人日记》、《杜洛斯基之脱逃》、《恋爱论》、《唯物史观的文学论》、《简明世界史》、《现代欧洲之政治经济》、《烟》等。

日本厨川白村著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鲁迅的译本作为《未名丛刊》之一，于1924年12月由北京新潮社印行；丰子恺的译本则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于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樊仲云所译的《文艺上的几个根本问题的考察》，即鲁迅作《关于〈苦闷的象征〉》一文中所说的“《苦闷的象征》的第三篇”，登载在1924年10月《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十号上。樊仲云与鲁迅的另一个文字因缘是，1926年11月《一般》杂志第三号上发表了樊仲云评论鲁迅小说集《彷徨》的短文，他评论道：“作者的笔锋……并且颇多诙谐的意味，所以有许多小说，人家看了，只觉得发松可笑。换言之，即因为此故，至少是使读者减却了不少对人生的认识。”樊仲云的这种评说是他的一家之言，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并不会完全苟同。鲁迅看到此文后在《略谈香港》一文中加以引用，针对樊氏的“感慨”又抒发一阵自己的感慨。1931年12月20日，樊仲云在上海发起组织“智识劳动者协会”，鲁迅又有感而发，于1932年1月5日《十字街头》第三期发表了《“智识劳动者”万岁》这篇短小精悍的杂文。

值得一书的是，樊仲云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轰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的《十教授宣言》的署名者之一。1935年1月10日，樊仲云与王新命、何炳松、章益、陈高佣、陶希圣、孙寒冰、萨孟武、黄文山、武堉乾等十位名教授联合在上海各日报及《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十教授宣言》反对复古，亦反对盲目模仿外国，提出“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阅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激起各方强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