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鲁迅与现代性

——评《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刘 怡

英国有个说不完的莎士比亚，中国有个道不完的鲁迅。但在20世纪、21世纪之交，鲁迅似乎已被悄悄请下神坛。在如此环境下，赵歌东先生写作的《启蒙与革命：鲁迅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下简称《启蒙与革命》）无疑是一部知难而上的新世纪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启蒙与革命》是作者在尊重历史、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借助经典的现代性文化理论，融贯中西，对鲁迅创作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重新作出的独特的历史的分析与评价。《启蒙与革命》在重构鲁迅权威的同时，也在循序渐进地还原着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历程，它呈现出一种细致的整合。

一、 依赖并独立着生存——现代性认识的重新思考

当今社会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中国的许多学者看待“现代性”这个问题往往直接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入手，或者从现代性的某一角度切入，或者将现代性进行分解、解构，喜欢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一个语言符号，这种种的尝试却大多数缺乏一定的关于历史根基、渊源追溯的思索。赵歌东先生长期研读西方现代史和西方现代哲学经典著作，对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背景的欧洲现代性思想作过深入的解读与思考，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其独特的理性思维方式，再加上对中国20世纪历史的深入理解和把握，使得他能够更清楚思考一些问题。

《启蒙与革命》选择先从辞源的角度出发解释“现代性”的渊源，然后分别从“现代性的历史”和“历史的现代性”这样纵、横两个方向来进行具体的阐释，由西方延伸到东方，步步为营。在纵向上，现代性的发生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为背景，它第一次发现并充分显示了人的个性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本质是理性的。同时，确立健全的理性需要一个启蒙的过程，即人的理性的解放。历史告诉我们，追求理性的完善和理想的生命价值的现代化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横向上，赵歌东先生着重强调了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东方现代性的特殊性。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是伴随着其自身内部的现代性启蒙而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的现代化及其相应的现代性问题则是在西方现代化扩张的冲击过程中发生的。西方现代化进程是从思想变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到物质变革（产业革命），再到制度变革（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国现代化进程是从物质变革（洋务运动），到制度变革（辛亥革命），再到思想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源”上，中国现代化需要进行思想启蒙；在“外源”上，中国现代化需要进行社会革命。①

作者认为，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首先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来显示的，其次是以“立人”为核心的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不论是“铁屋子”还是《呐喊》，不论是宣扬还是贬斥，作者均阐释了多方研究资料中其他学者对鲁迅的现时评价，如张定璜、刘一声等。作者对中国现代性的分析既符合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又揭示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中国现代性的思考注入新的血液。

二、 奋斗生生不息——鲁迅的启蒙与革命之路

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不同的界定。狭义的思想启蒙运动通常指的是现代对中国影响巨大的新文化运动，但广义的思想启蒙则应该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思想解放过程。赵歌东先生不盲目追风，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当前学界的时髦，他随时保持着清醒的自我认知，所以他选择从晚清谈起，并将英雄与时代相结合，循序渐进地阐述着鲁迅的启蒙与革命之路。

中国近代思想启蒙是从“西学”与“中学”的冲突与整合开始的。民族意识或种族意识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五四时期，鲁迅从“中学”方面形成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思维方式；从“西学”方面确立了文艺“为人生”的创作主张，由此完成了思想上的现代化启蒙。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以《新青年》为纽带，创作出大量作品，指出中国社会的病根在于缺乏“诚”与“爱”，中国国民性中最大的病根是“瞒”和“骗”。在整个社会深受来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大背景下，鲁迅确立了“立人”的终极目标，并在“立人”的基点上从“内源”和“外源”两方面为中国现代化确立了启蒙与革命的现代化选择。张定璜指出鲁迅以一个忠诚的艺术家的良心把他所熟悉的世界再现出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使我们重新发现了自己，也重新发现了世界。这一结论准确地概括了鲁迅小说的启蒙主义特征，在理论上确定了鲁迅小说的现代性品质。最后，作者借毛泽东对鲁迅“圣人说”的评价总结了鲁迅对中国现代性发展历程的贡献。

作者勾勒出鲁迅启蒙思想的发展历程，既概括出其不同时期启蒙思想的不同特点，又指出其启蒙思想的连续性、一贯性，由此而确定鲁迅思想启蒙者的地位，对鲁迅的启蒙思想做出中肯的评价。

三、 精神灵魂之挣扎——先驱性的误读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论战当中，就出现过对“历史中间物”这一问题的争论。“历史中间物”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在进化的阶梯上，任何新事物最终都是“中间物”。“中间物”问题的提出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功用，那就是使先驱失掉意义，使鲁迅的精神遗产不再先进，因而不再需要珍惜。

赵歌东先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文学界的深刻并致命的误读，他认为，如今的鲁迅研究处于一种令人尴尬的历史起点，先驱者形象在以“中间物”为取向的民间化语境中逐渐隐身，先驱者“救救孩子”的启蒙之声转换为了“一切皆流”的私人言说，先驱者走出“铁屋子”的世纪呐喊也成为了从抽屉里发出的“一切都是历史中间物”的自言自语，先驱者“为人生”的精神原创成为个体人生的生命初体验，先驱者“改良国民性”的启蒙意识成为“反抗绝望”的自我否弃……“在一个无处呐喊也无所呐喊的时代，先驱者的呐喊已成为遥远的回声，先驱者上下求索的前驱姿态已成为历史‘过客’越来越模糊的背影，先驱者的先驱性只留下‘逝去逝去’的一声叹息。”正是这一声叹息成就了作者在更高的起点还原鲁迅的历史真实。③在结语中，赵歌东先生认为鲁迅形象的神圣化是一个历史问题，对鲁迅去神圣化是要取下“纸糊的假冠”而不是要歪曲先驱者的形象，让鲁迅回归自我是要还原先驱者的人生本色而不是让先驱者跪在地上以显示后来者的“高大”。在鲁迅的创作中，先驱者的先驱性是鲁迅对“立人”思想的自我承担，是鲁迅对“精神界之战士”人格价值的自我铸定，是鲁迅对“荷戟独彷徨”的先驱者命运的悲剧性的自我守望。我们急需走出误读的怪圈，还历史以真相。④

作者高度肯定鲁迅作为先驱者的价值与意义，对消解鲁迅先驱性的观点给予了批判。这不是依靠个人的兴趣、好恶来做出的选择，而是从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做出的理性评判。作者重构鲁迅权威，重建鲁迅先驱者的形象，是给日益漠视鲁迅研究的今日文坛的一记重呵。

现代性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操作的文化符号：“现代性的历史以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为背景，体现了人类文明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基本要求和价值取向。历史的现代性表现为西方现代性追求和现代化扩张以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运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为物质变革、制度变革、思想变革三个不同的历史层面。”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致力的，正是它的第三个层面——思想文化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上，“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是一个以‘立人’为核心，以人的解放为终极目标的现代化思想体系”。⑤赵歌东先生的《启蒙与革命》根据其自身的文学阅读积累经验与思考，遵循其独特的逻辑分析，理性地阐述了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鲁迅作为中国先驱者形象，如何坚守着启蒙与革命的两面大旗。

注释：

①②④赵歌东：《启蒙与革命》第20-21页、第77页、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同）。

③李新宇：《启蒙与革命·序》第4页。

⑤赵歌东：《启蒙与革命·序》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