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越文化承传与新文化开拓
——读王晓初教授《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
卓光平
探究鲁迅与越文化的渊源关系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多年来，学界在发掘和梳理大量有关鲁迅在故乡越地生活、学习、兴趣以及周氏家族变故史料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批丰硕的研究成果。如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就是一部专门探讨鲁迅与浙东文化关系的专著，顾琅川的《周氏兄弟与浙东文化》一书着眼于浙东文化的总体特征与复杂内涵，细致深入地揭示了浙东文化在各方面对周氏兄弟的影响。另外郑择魁、陈越、裘士雄、陈浩等研究者也从不同侧面探讨了鲁迅与越文化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如此众多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从越文化视野来观照鲁迅，表明了越文化视野是鲁迅研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2012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一书，正是王晓初教授在前人的基础上将“鲁迅与越文化”这一课题推向新高度的一部力作。著者从越文化的视角，探究了鲁迅生成的地域文化背景及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全书从鲁迅的精神成长背景，到鲁迅的创作历程，再到鲁迅的文学世界、文体、风格，逐层开掘了越文化的深层底蕴，并由此展开了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创造，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该书史料梳理与理论探索并重，著者一方面围绕越文化对鲁迅思想、人格、创作的深刻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的发掘和梳理；另一方面，著者又打破了学科的界限，深入到广博的领域，详尽阐述了鲁迅文学艺术生成的多重文化背景，进而探寻了鲁迅在越文化精神之旅中的探索，并将其提升到探寻民族新文化之路的高度。
一、鲁迅的多重文化背景
作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以他开阔的眼界勇于接纳东西方的文化思想，并不断地进行积淀、转化和创新，从而成就为一位中外融通的现代文化巨人。在《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一书中，著者指出，鲁迅的文化吸收、积淀和转化，不仅关联着他对中国文化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远传统”和“近传统”的选择侧重，而且还涉及到中西文化在鲁迅身上复杂的交替互变，直至最后融合成鲁迅的精神人格和艺术底蕴。正是在多元多样多性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才生成与造就了现代的鲁迅。
从越地走出的鲁迅，越地是他生命的摇篮，越文化的背景在其生命历程中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长期耳濡目染的故乡越文化构成了他精神世界和艺术世界一种重要的资源和维度。就文化传统的层次而言，有代表上层精英的“大传统”，也有着代表底层民众的“小传统”。“大传统”一般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贵族、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或者社会中的上层精英文化，其反映的是国家官方权威与正统意识；而“小传统”则是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底层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它由非官方的传统价值、规范以及习惯构成，因而并没有得到国家的正式认可，反映的是社会的下层、非正式的民间意识。对鲁迅来说，他非常排斥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正统儒家思想，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①，但却对散落在家乡的民俗传统和野史传说等文化“小传统”尤为感兴趣。学者李欧梵指出，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富有诗意地回顾了他的孩提时代的两个世界：以花园象征着浪漫有趣的小传统世界和以私塾先生的书屋为代表的索然无味大传统世界。”②鲁迅对家乡的越地文化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并深受其耳濡目染的影响。在《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一书的第一章，著者深入发掘和阐述了越地民间文化对鲁迅的熏陶以及鲁迅同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和血肉联系。鲁迅的童年经验对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绍兴的社戏、目连戏等越地民间文化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越地的《白蛇传》等神话传说也促使了鲁迅对生活的热爱、对自由的追求，以及热爱自然、热爱生命与同越地农民的精神感应和血肉联系。以目连戏为代表的民间艺术与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不仅为鲁迅的思想提供了精神资源，而且还为其后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滋养。所以说，越文化构成了鲁迅思想和艺术发生的最初原点，是其思想和艺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维度。
当然，文化在积累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同其他因素进行综合而产生出新质，文化的内涵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起来。就文化的发展演变来说，就有所谓的“远传统”和“近传统”的区分。以鲁迅为例，他所说的大禹坚毅勤苦、勾践报仇雪恨的精神，就属于越文化的“远传统”，章太炎、浙东学术等对他的影响，则是越文化的“近传统”。而理清越文化从“远传统”到“近传统”的复杂流变与现代轨迹，对于探讨鲁迅走向世界的过程及其精神渊源有着重要意义。《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一书对越文化前后相续、源远流长的精神谱系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梳理和勾画。从越文化“精神原型”大禹、勾践等为代表的古越文化精神，到由王充而嵇康、王羲之等代表了越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融合中结晶与升华，到浙东学派及阳明心学孕育的中国（东方）现代性之源，再到浙东史学代表了越文化启蒙思潮的萌动，这些都展示了越文化广阔辽远的生成背景。虽然说从越地文化的“远传统”到“近传统”，都对鲁迅有着极大的影响，但相比之下，越文化的“近传统”对鲁迅的影响要远大于“远传统”。其中，著者尤其突出强调了作为越地文化“近传统”的浙东学术、杂学以及章太炎对鲁迅的思维和“师爷笔法”的形成所产生的显著影响。
作为一位中外融通的大家，鲁迅身上既有传统文化“固有之血脉”的印痕，同时又勇于接纳近代世界的文化新潮。鲁迅精神人格的形成，与他赴南京求学、东渡日本之后，经受近代文化思潮大裂变和对内外两面的文化新潮都有所汲取息息相关。著者指出，除了受越地文化的影响外，鲁迅之所以产生，还存在人生遭遇、生平阅历等多种复杂因素。如果鲁迅一直在绍兴，则不会成其为鲁迅。鲁迅的产生，与他在日本等不同地域的人生体验紧密相关。诚如他留日期间所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③的主张，鲁迅对中西两种传统同样关注。但我们通常理解他独特的思想、文化人格的形成虽然与这两种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有关，然而却没能深入探讨这两种文化在鲁迅身上的复杂的交替互变，直至最后融合成鲁迅的精神人格和艺术底蕴。而在鲁迅与越文化关系的视野下，著者所要探究的是鲁迅面对现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所作出的艰难选择。鲁迅既学习西方，“把西方的近代包容到自己的历史中来”；又坚持反抗，坚守自我，“以自我否定的方式”将西方“解构进东方的现代中”，最终“别立新宗”，创立了现代中国新的主体性。只有摆脱过去简单化模式对人们思考的支配，才能认识到鲁迅完全跳出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相互排斥、非此即彼的模式。正如钱理群教授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多重文化背景下，著者所强调的是，“鲁迅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之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种因素（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异端、精英与民间）之间，以及所有这些文化因素和自我生命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中的纠缠，以及鲁迅以自我否定性的方式进行反抗和自立的意义。”④
二、鲁迅的越文化精神承传
鲁迅传承着故乡越地文化的固有之血脉，越文化精神也构成了他精神世界坚固的根基与底色。《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一书在中编一、中编二分别从鲁迅对越文化之根的寻觅和鲁迅文学艺术中的越文化底蕴两个方面追溯了鲁迅同越文化割不断的种种亲缘关系。在著者看来，鲁迅在离开故乡之后并没有因为时间、空间的间距增大而疏淡了与越文化的联系。相反，每当处在苦闷、寂寞、孤独、痛苦、彷徨的时候，鲁迅总是一次次地返回到故乡精神家园去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心灵的慰藉。因此，鲁迅作品中总是显露出越文化精神的印痕。
著者指出，对越文化的反顾，寻求文化之根和精神之源贯穿了鲁迅创作生涯的始终。早在日本创办《新生》从事文艺运动之时，越地异端文化思潮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鲁迅“个”的思想诞生。鲁迅一方面对尼采为代表的西方个性主义的“新神思宗”和以拜伦为代表的“摩罗诗人”进行汲取和吸收，另一方面也对民族既有的民族精神进行发掘，对民族性格进行张扬，体现出他传承“固有之血脉”的一面。通过“立人”进而使中华民族获得“新生”，正是鲁迅《新生》文艺运动时的梦想，而这一梦想与他早年所受的源远流长的越文化熏陶，特别是越地民间文化与底层农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鲁迅从小亲身感受并心仪向往故乡的迎神赛会、社戏和目连戏等，这些边缘的异端的民间艺术、风俗活动成为了他日后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重要资源。
从《新生》文艺运动失败后到参加新文化运动，鲁迅曾有过近十年的沉默。他说，为了驱除寂寞与痛苦，“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⑤。在这十年里，鲁迅将自己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对《古小说钩沉》、《会稽郡故书杂集》、《嵇康集》等古籍的搜集编校中。其中，在绍兴期间，他还参与过《越铎日报》的创办工作，冀希望以此来发掘和开拓“越学”。而著者指出，鲁迅近十年的沉默是其在遭到空前的寂寞、绝望与虚无的精神危机中，又通过回到自己的精神故乡的返顾与寻觅，汲取抵抗黑暗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力量。这也正是鲁迅承接“新生”文艺运动，回到越地故乡作进一步的思索和思考，并进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迪下奋起反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鲁迅又在他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拾夕》中表达了自己“思乡的蛊惑”。著者就认为：“在对故乡的时时返顾中，鲁迅并不仅仅是寻获了一种精神性的抚慰与安宁，更重要的是从这一精神家园中寻求到抵抗黑暗的精神资源与力量，从而支撑他走出绝望，迎来新生。”⑥正因为每当面临精神困境与危机的时候，鲁迅总是返回到精神的故乡去寻找抵抗黑暗的资源与力量，所以他一直都在发掘和传扬越文化中的坚毅勤苦和复仇抗争的精神，如《故事新编》中代表“中国的脊梁”大禹、墨子等英雄人物以及《女吊》的复仇精神。
著者注意到，鲁迅总是不断地返回到故乡精神家园去寻求精神力量的支撑和心灵的慰藉，因此他的文学艺术中透露出深厚的越文化底蕴。例如，他在小说中建构了鲁镇、未庄以及S城的文学世界，而这个世界却是以绍兴为原型，以越地的水乡村镇为背景的。小说中的闰土、阿Ｑ、祥林嫂、单四嫂子都是取自越地底层农民的形象，而以狂人、疯子、魏连殳、吕纬甫、子君与涓生等形象直接凸显了越地异端知识分子谱系的镜像。《故事新编》的“油滑”风格也来源于鲁迅从小耳濡目染的故乡越文化艺术的熏陶，来自于越地绍剧和目连戏的启示。《故事新编》的“古今杂糅”和讽刺幽默都深深地植根于越地文化与艺术的深厚土壤中。进一步看，鲁迅的“油滑”眼光与方式还与他对浙东史学“野史思维”的接受有关。而这种思维与眼光使鲁迅发现了光滑、庄严的历史表面下的缝隙与裂痕，并进而嘲弄和解构甚至颠覆了传统史学的整体秩序。同时，这种立足于底层民间与异端文化的“油滑”使《故事新编》的语言呈现出一种充满冲突和对话众声喧哗的“杂语”色调。而正是这种多重意蕴与多种向度的艺术形式与艺术风格导致了人们解读《故事新编》时的困惑和失语。
著者也指出，鲁迅的杂文笔法及其杂文的文体特征也与越文化艺术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他说：“这种有感而发、尖锐犀利直击现实的特征正融合了鲁迅所有的生命密码，首先是他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越文化中异端文化思潮和底层民众抗争精神及其文学方式（即所谓的‘杂’和‘野’）的艺术显现”⑦。鲁迅杂文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与攻击性正是根源于越文化中复仇抗争的文化精神。鲁迅也曾大力提倡和推动过木刻运动，他特别推崇木刻的“有力之美”。但在著者看来，鲁迅对木刻的审美兴趣正是由他童年时期受到的越地文化艺术的熏陶所孕育而生成的。鲁迅作品中所体现出深沉俊厚的“鲁迅风骨”与传统艺术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与血脉的相通，它是越地民族艺术的现代升华与显现。
虽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和融合中，造就了现代的鲁迅，但长期浸润期间的故乡越文化才是其精神世界的重要维度和内化资源。有学者就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中，像鲁迅这样与其所属的区域文化联系如此深刻紧密，怕再无出其右者。”⑧而著者也认为，“脱离越文化，就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揭示与呈现鲁迅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全貌，不能准确、全面、深刻地揭示与理解鲁迅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特质。”⑨
三、鲁迅的新文化开拓
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地域文化，越文化在中国的历史中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大禹到勾践，从嵇康到王阳明，从章太炎到鲁迅，越文化的发展几乎从未中断过，并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正是在此意义上，著者认为有关“中国文化断裂论”之类的观点需要重新反思。所以该书在重审越文化传统的时候，一方面梳理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融合，而另一方面则是去寻觅那些对当代文化具有观照意义的东西，探寻鲁迅是如何实现传统越文化与现代性现实之间的有效对接。在越地文化的发展历史中，作为“远传统”的古越文化精神已积淀为本地域的思想文化资源，使得越文化有着广阔辽远的背景和悠久的历史传承。而另一方面，作为“面海的中国”的越地，其“近传统”更能在传统文化中彰显出作为地域“小传统”对“占支配地位的农业—官僚政治腹地”的“大传统”带来的强烈冲击。因此，著者指出，越文化与一般的地域文化不同，它不仅仅限于一个地域，而且具有现代性的因素，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发源之一。
在中华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并存的格局中，越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该书的下编中，著者通过对越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生成意义的论述，探讨了鲁迅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意义与价值，并对鲁迅的文化开创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发。相对于在中华文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黄河文化，越文化是一种处于边缘的但同时又极具活力的异质性文化。海洋与内陆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到最终产生不同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追求。作为海洋性的文明，越文化派生出一种不同于中原宗法礼乐文化的自由而浪漫的个体文化精神。因此，在传统文化内部，越文化具有文化先进性的要素。而中国的现代化呈现出的就是一种沿海—内地两元梯度推进与发展的结构与向度，多种多样的中西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与对话展开的。在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一种中西相互激荡与相互交融、传统与现代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的复杂状态。鲁迅正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跨文化对话中，在各种现代化思潮相互激荡冲突的历史语境中，带着深厚的越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文化融合而创造了中国（东方）的现代文化。
著者指出，越文化为鲁迅提供了向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尤其是越地一直延续的异端文化传统对鲁迅思想生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在传统文化的各种因素之间，鲁迅一直以自我的个体生命进行着复杂的纠葛，甚至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进行着反抗。《鲁迅：从越文化视野透视》的下编在鲁迅与越文化关系的视野下，探讨了鲁迅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与传统文化的变革所作出的艰难文化选择。在著者看来，鲁迅一直在绝望中抗争，而支撑他“寻路”精神的是他故乡源远流长的越文化精神。正是这样一种异端的、边缘的甚至是被压抑的文化探索与抗争维系着越文化源远流长的精神血脉，并进而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流与血脉，引导与推动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同时，著者还鞭辟入里地阐发了越文化与鲁迅“个”的思想的关系，剖析了越文化对鲁迅的现代文化建构所提供的精神文化基因。著者将鲁迅放在“亚洲近代”的版图中，确立了鲁迅以回心/转化为内核的“个”的思想及其典范意义。鲁迅认为只有每个作为个体的人自己觉醒了，才可能有群体的觉醒，最终才有国家的强盛。“没有个人的自立，就决不会产生民众间的沟通（团结）；而没有沟通，也就决不会有社会的发展（克服宿命论）。”⑩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传统的主导线索正是由越地异端思想家所组成和推动的。鲁迅从小便濡染在这一异端文化的传统之中，很自然地接受了它的熏陶与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鲁迅的“个”的思想既是近代以来启蒙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
总之，在书中，著者基于东西方文化现代性的背景，深入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复杂进程和内部逻辑，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图式，凸显了越文化的独特内涵、现代精神以及“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生成性意义”。而著者也指出，鲁迅与越文化是互动的，越文化造就了文化巨人鲁迅，鲁迅也推动了越文化的现代转型，并由此开拓了中国现代的新文化。立足于民族的新生，鲁迅对东西方文化进行自觉的选择、传承和超越，从而生成了新文化自身的主体性。越文化一方面构成了现代新文学中杰出代表鲁迅的文学的底蕴，而另一方面，正是鲁迅的对越文化创造性的转化，使得越文化被发展和提升，从而孕育出中国现代文化的辉煌。
注释：
①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3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②李欧梵：《一个作家的诞生——关于鲁迅求学经历的笔记》，见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第1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7页。
④钱理群：《重新体认鲁迅的源泉性价值》，见王晓初著《鲁迅：从越文化透视》第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下同）。
⑤鲁迅：《呐喊·〈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40页。
⑥⑦王晓初：《鲁迅：从越文化透视》第121页、第221页。
⑧陈越：《论鲁迅的越文化背景》，《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⑨王晓初：《越文化：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2期。
⑩[日]伊藤虎丸著，李冬木译：《鲁迅与日本人——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第11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