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原来不孤单
——１９２５年“青年必读书”征答中的三份“白卷”比较
张学义
1925年1月4日，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上，刊登了青年“爱读书”和“必读书”二大征求启事（连续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月）。孙伏园在阐明《京报副刊》设“爱读书”和“必读书”两项的“本意”时说：是鉴于二者在旧教育制度之下，一定是冲突的。现在不知怎样。所以同时征求，希望将来求得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一个参考。事实证明，孙伏园的“将来求得结果，能给全国的教育家和青年一个参考”的愿望并没有达到。可是，倒是征答活动本身，却成为一桩现代文学史上的公案。也许更由于鲁迅当年的独特回答，使人们至今不断提及“青年必读书”的话题，甚至觉得鲁迅的回答很绝情很偏激。仔细研究征答活动全程，“青年爱读书”书票在报上登了一个来月，约计共有20余万，而收到的票数308张（含2张废票）。20余万与308张，形成巨大的反差，这让始作俑者大为失望。“青年必读书”是由《京报副刊》编辑部“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的，“发出的必读书票不过一百”，前后共收到答卷78份。就在这78份来卷中，有三份“白卷”。
第一份白卷是江绍原递交的，在78份来卷中属第8号（按照递交先后顺序编号），填写于1925年1月24日，距孙伏园的“征答启事”最早发出，是20天以后的事情。
江的答卷如下——
江绍原先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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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十部
|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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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须智识”。
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
江绍原
十四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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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的回答看，一个大大的叉号，表示对必读书目的否定和放弃。还特此标上“Wantetl”（缺）的说明字样。《附注》里的文字，正是对放弃自己应该回答出书目行为的理由说明。即“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限度的必须智识’”。不相信的态度，表示了对“必读书”的坚决否定。这里的关键词是：现在，中国青年，必须。现在，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亦即1925年的中国情势。中国青年是包含范围很大的概念，指称全体中国青年。“青年必读书”的“必”字，就是“必须”的意思。包含一种居高临下的指令性要求，而这种要求容不得当时的中国青年提出异议。就是说，开具“青年必读书”书目的都是当时的“海内外名流学者”，他们这名流学者的头衔，预示了自己开具的书目的权威性。面对中国青年，在这些名流学者开具的书目面前，就得服服帖帖地接受和拜读。对此，江绍原不相信。所以，他交了白卷，并且对征答活动本身，进行了否定，说“你们所能征求到的，不过是一些‘海内外名流硕彦及中学大学教员’爱读书的书目而已。”
第二份白卷，就是鲁迅先生递交的。答卷如下——
鲁迅先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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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
|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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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
留心过，
所以现在
说不出。
|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候，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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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江绍原的答卷和附注，虎虎生气，表达否定的意思也毫不含糊的话，那么鲁迅的答卷就委婉和耐心得多了。关于十部必读书书目，鲁迅的答案是“说不出”，原因是“从来没有留心过”。决没有江绍原那个大叉号来得勇猛无畏。而在“附注”里的文字，网开一面，对读者谈起了自己的读书经验。
鲁迅把书分为中国书和外国书两种。认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妨列表对比：
鲁迅答卷附言分类（外国书与中国书）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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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
| 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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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体验
|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
| 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书时候，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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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认识
| 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
| 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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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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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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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的使命
|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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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
与人生
| 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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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鲁迅在一开始，还相当客气和知趣地作了必要的交代：“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参考——”。
现在可以这样断言，鲁迅做出的这个回答，是从自己的阅读经验和当时中国青年最要紧的使命出发的。他没有像江绍原那样直接否定《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征答问卷活动的合法性，他甚至是回避开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也没有开具书目。而是小心谨慎地绕到自己的经历和建议上，极为有度地提供出自己的看法来。
第三份白卷，是俞平伯的。编为40号，填写于1925年1月21日。他的答卷如下——
俞平伯先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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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必读书
|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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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我只得交白卷。若意在探听我的脾胃，我又不敢冒充名流学者，轻易填这张表，以己之爱读为人之必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俞平伯，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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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填写的答卷更有意思：一、干脆没有开具书目。二、附注里否定了自己是“名流学者”。三、“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四、不能以自己的“爱读书”代替“必读书”。就是说，总体上俞平伯在附注里回答了自己交白卷的原由。
三份白卷的基本意思既有相通的地方，也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相通的是，都没有开具具体的书目，但都在附注里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想和认识。他们对孙伏园而言，既尽了交卷之责，又坚守住了自己的原则。三份白卷的填写时间几乎是同时完成的。我相信他们之间没有事先交换意见，没有商量，而是出于自己的真实表达。从根本上都否定了“青年必读书”存在的可能性，就是说，在他们三位答卷人看来，所谓全国青年的“必读书”，根本就不存在，何来征求之举？
三份白卷比较之下，也呈各自的特点：江绍原白卷中的火气最大，回答的语言最冲。似乎带着一种怒气一样，矛头直接指向孙伏园的征答活动本身。俞平伯似乎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涵养，在该填写书目的栏目里，什么都不写，什么都不说。鲁迅呢，属于绕着说话，在书目栏目里，不像江那样直端端地写4个“Wantetl”（缺）字，也不像俞平伯那样噤若寒蝉，而是牢牢地立足个人的立场，回答一个“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鲁迅的这个判断，给自己留有足够的余地。看三个人在“附注”里的话，各人的特点更分明。江绍原的话里有两层意思，一是毫不含糊地否定“青年必读书”的存在；二是揶揄并嘲弄征答活动的扭曲结果。鲁迅的话里，其实和江的意思一样的。但在包含了江的意思的同时，更深入了一层，就是指出了读书的大致方向和选择方法。对读者而言，更有具体的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有了鲁迅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要多读外国书的具体建议，实际上完成了对“青年必读书”更彻底的否定。但是，鲁迅就是不明说。俞平伯虽然语气委婉些，但在观点上和鲁迅是完全一致的。
2011年6月初写
2014年4月再改于渭南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