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卉川

【内容摘要】在西方作家中，对鲁迅影响较大的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纵观易卜生和鲁迅的文学创作, 可以发现他们在艺术风格与审美形态相近的背后，蕴藏着的是相似的主题思想。由此可见，易卜生对鲁迅影响深远，剖析易卜生与鲁迅在文学创作上的共鸣，对于深入研究鲁迅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易卜生 鲁迅

鲁迅非常注重文学艺术的借鉴问题，对外国作家的借鉴，鲁迅首推易卜生。鲁迅介绍易卜生，主要在辛亥革命前后和五四运动前后。易卜生逝世的第二年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评价了易卜生和他的剧本《人民公敌》。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谈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如其《民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①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又将易卜生推为与拜伦一样的摩罗诗人，来论述先觉者与庸众和俗世的对立：“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地球上至强之人，至独立者也！”②五四前后，鲁迅又在《随感录四十六》、《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对易卜生和他的剧本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1928年8月，还编辑《奔流》“易卜生专号”，发表《〈奔流〉编校后记》纪念易卜生诞辰100周年，深入地评析易卜生的思想和作品。

一、思想主题与人物形象的相近——黑暗现实中反抗绝望的人生

“群鬼”发表后，易卜生遭受了猛烈与恶毒的抨击。为了《群鬼》这部剧作，易卜生几乎变成了孤家寡人和“人民公敌”。一年后，他就用这个称号写成了剧本——《人民公敌》。鲁迅的一生也经历过孤独和绝望，与易卜生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1922年到1926年是鲁迅一生中相当痛苦的时期，一方面是五四运动高潮已落，还有这一时期的女师大事件也对他的情绪有所影响。特别是1923年鲁迅接到了周作人亲手递给他的一封绝交信，这标志着周氏兄弟正式决裂。周作人既是鲁迅的手足兄弟更是鲁迅的战友，他对鲁迅的意义不仅仅是兄弟、手足那么简单。“兄弟失和，对于鲁迅是致命的，他葬送了鲁迅心中最后的精神寄托，只剩下黑暗中赤条条的自己。”③此时的鲁迅也同易卜生一样成了一个陷入黑暗绝望中的孤家寡人，这就为鲁迅和易卜生在文学思想上的相通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鲁迅一直在呼唤独具我见的精神界战士，以引导国民思想的进步，使国民在思想上达到刚健的境地，而易卜生剧作中的思想品格与鲁迅的期望不谋而合。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他的社会问题剧鞭挞了19世纪后半期挪威社会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庸俗、虚伪和堕落，广泛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尤其在五幕剧《人民公敌》中，易卜生揭示了造成主人公绝望现实的根源——黑暗的社会和迂腐的庸众。主人公汤莫斯·斯多克芒医生是一位天真质朴、高尚诚实、坚持真理的公民，他为民众利益提出的科学建议跟本地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直接冲突，导致他受到多数派的诬陷，进一步导致无知的民众加入反对、谩骂他的行列，最后被众人宣布成为“人民公敌”。斯多克芒医生的境遇鲁迅深有体会，1922年12月的深夜，鲁迅编订完自己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并作《〈呐喊〉自序》。在这篇自序里，鲁迅坦言《呐喊》的创作来自于“寂寞”：“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④易卜生和鲁迅均致力于对国民心智的启迪，力图扮演好一位启蒙思想家的角色。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等待鲁迅和易卜生的却是悲剧的现实：“外患”——黑暗、腐败的资本主义或封建社会，“内忧”——麻木、愚昧的“看客”大众。

在剧作中，主人公的哥哥——市长兼警察局长彼得·斯多克芒代表官僚阶级，算计、侮辱他；岳父摩登·基尔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用、反对他；“人民先锋报”的编辑和职员霍夫斯达及毕凌则是“伪君子”的代表，为了一己私利欺骗、利用他，最后果断地抛弃斯多克芒，转投市长阵营；以阿斯特拉斯为代表的大众，身份各异，或高贵或贫贱，但对真正为自己谋利益的斯多克芒谩骂、孤立，他们就如同鲁迅笔下的庸众一样，以上几类人构成了“代表真理的多数派”。而为市民利益孤军战斗的汤莫斯·斯多克芒一家，斯多克芒被解除海滨浴场医生一职，女儿裴特拉被解除教师一职，两个儿子不能去上学，一家人最后只能选择离开自己的国度。在《狂人日记》中，主人公“狂人”所处的境地类似于斯多克芒的社会环境。鲁迅借他的眼睛观察周围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吃人。无论是戏剧还是小说，易卜生和鲁迅所描述的整个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一群庸众成为了两位作家寂寞、悲哀和绝望的重要源头。

“狂人”与斯多克芒所陷入的孤独和绝望的深渊，恰恰是黑暗的社会和愚昧的大众所导致的。斯多克芒曾说过真正有害于社会的不是代表腐朽思想残余的落后分子，而是挂着自由主义幌子的“结实多数派”，他们是真理和自由最大的敌人，他们才是真正毒害人们精神生活的病菌。“狂人”也发出过感慨：“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的感叹是被人们视为精神病人的狂乱呓语的，“狂人”的见解越是卓越超群，在别人的眼中便越是显得狂乱，他在现实中也更加遭到庸众的冷遇并被迫害，这种境地与斯多克芒十分相似。“小说的外在的意义是思想必须启蒙，但结论却是悲剧性的。这结论就是：个人越是清醒，他的行动和言论越是会受限制，他也越是不能对庸众施加影响来改变他们的思想。”⑤事实上，“狂人”的清醒反而成为他的诅咒，注定他要处于一种被疏远的状态中，被那些他想转变其思想的人们所拒绝。常人眼中的“异类”——“狂人”、斯多克芒医生是可怜的“少数派”，他们为社会的进步一直作着努力的探索，虽然他们并不甘心忍受孤独与绝望，但这些常人（庸众）眼中的异类置身于这种令人悲哀的现实之中，又怎能不令人失望并进一步导致绝望呢。“在一个‘绝无窗户而不能破毁’的‘铁屋子’里面，在‘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的‘熟睡的人们中间’，耶稣似的拯救人类的行为只能招致自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结局。”⑥

《人民公敌》是一部展示斯多克芒医生探索人生意义并实践自我人生的剧作，此时的易卜生就如同斯多克芒医生那样是一位挑战世俗的先驱者。斯多克芒虽然作为一个先驱者独战众人，但实际上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孤独者。在剧中可以发现他既有一个舒适的房子也有一个完整温馨的家庭，还有一位真正的朋友——船长霍斯特。虽然斯多克芒在社会上孤独的战斗，但他的勇气从未减弱，斗争的意志也从未消磨。一方面是源于他坚持真理的决心，另外也是与家人的支持密不可分，女儿就是父亲最坚定的支持者。因此，斯多克芒是一个先驱者，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孤独者。易卜生笔下的先驱者崇尚“全有或俱无”之精神，特立独行，勇猛顽强，为引导众人、为坚守真理敢于挑战一切。1924年9月的深夜，伤痕累累的鲁迅又走进了幽暗的“野草”，在《野草》中鲁迅充分展示了一直纠缠自己的深层矛盾。为了理清和解决这些矛盾，鲁迅在《野草》里对自我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可以说《野草》的写作过程就是作者生命追问的过程，鲁迅终于确认了‘反抗绝望——绝望的抗战’的人生哲学。”⑦鲁迅笔下的先驱者——就诞生于《野草》的《过客》中。

在《过客》中，“鲁迅要赋予过客（自己）以战士的特质，赋予其以反抗绝望的斗志，他希望过客（自己）不要为感激、爱所牵累，能够轻装上阵，勇往直前。从这个角度说，拒绝感激、爱，使自己处于孤独、绝望之中，获得一种向前的动力，这也就是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而这，也正是孤独对人生的另一种价值与意义。”⑧但“过客”显然要比斯多克芒凄惨得多，他拒绝感激、爱，使自己处于孤独、绝望之中，鲁迅笔下的“过客”首先就是一个纯粹的孤独者形象。这是源于鲁迅独异众人的观点，鲁迅既是一个常人，又是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人，“他想冒险、想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感激就成为一种束缚；他有远大的理想，希望自己能够远走高飞，在这种情况下，爱就成为一种妨碍其高飞的牵挂。如果别人施之以冷漠，自己陷入孤独之中，便会获得一种孤独的力量，而孤独的灵魂往往具有异常强大的精神力量。”⑨《过客》中，老翁与女孩至少还有一间破屋，两人相依为命。但“过客”却是一个地道的无产者：“约三四十岁，状态困顿倔强，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破碎，赤足著破鞋，胁下挂一个口袋，支着等身的竹杖。”“过客”同斯多克芒相比十分的落魄和无助。他只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前方，老翁告诉他前路是坟，不要前行，他没有胆怯，即使前路是“坟”，他也要一直向前。“过客”显然是一个不惧死亡的孤独者，明明前面没有路，也要用自己的双脚踏出一条路来。“过客”的臭皮囊下包裹着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他能够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惧死亡，一个人有了这些特质，就能找到自己要走的路，孤独者升华成了为世人开拓前路的先驱者。

易卜生对自我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虽然也有困惑，但与鲁迅相比还是能够更从容地走出苦痛。以《过客》为代表的《野草》展现了鲁迅这一时期黑暗中的悲剧人生。“《过客》是鲁迅全部的人生哲学，然而承载这一人生哲学的灵魂却是一个淤积了太多苦痛和悲伤的生命，所以这种人生哲学首先揭示出鲁迅悲剧性的人生命运和死亡归宿。”⑩《过客》的开始，就不知道孤独、落魄的“过客”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一直说要走下去，不会停。显然“过客”是鲁迅在作品中的人生投射，鲁迅同“过客”一样面临着艰难的人生选择，“过客”要一直走下去这实际代表了鲁迅的人生选择。“作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走’表达的只能是实践人生的方式，同时也是面对现实的执着态度，是超然于希望和绝望的等主观感受之上的一种真实的生命形式。”11虽然过程压抑、前途渺茫、路途艰险，但“过客”还是义无返顾地要走下去：“过客在孤独寂寞和悲哀绝望中，即刻昂了头，愤然向西走去。”“这孤独的寂寞、悲哀绝望的心态，恰恰给了过客无比的勇猛和异常的清醒。正因为孤独寂寞，过客才可以更深刻更清醒地自我解剖，自我反思”12，这也印证了鲁迅笔下的先驱者同易卜生笔下的先驱者相比，他们还有孤独者这另外的身份。

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同易卜生相比，孤独的特质无处不在。《药》中，从华老栓晚上买馒头开始，到天亮茶馆开门，最后到康大叔走进茶馆点出他买的人血馒头是给小栓治病为止，小说前台活动的都是“庸众”。烈士夏瑜始终处于后台，他的孤独和痛苦是众人所不知的，只能从康大叔的三言两语中加以推测。“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为孤独者；但这孤独者却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他们看着他死去，然后卖他的血和买他的血去‘治病’。”13《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更是印证了鲁迅笔下孤独者的特质。小说里写到：“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从小说中对凭吊的描写可以看出，魏连殳与大众（庸众）的关系更加疏远。“他的孤独与其说是外界强加的，倒不如说是自己故意制造的。此时的孤独者已不再像‘狂人’那样有那种主动对立的精神，或有任何唤醒庸众的愿望，甚至不像N先生那样感到有愤激的必要。”14实际上魏连殳也曾像“狂人”一样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狂人曾说过：“救救孩子……。”魏连殳也曾说过：“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但最后还是变得孤独无助，过着虽生犹死的生活，他的结局甚至比《药》里的夏瑜还要凄惨，他还要忍受死亡之前的麻木。以夏瑜、魏连殳为代表的鲁迅笔下的先驱者，同易卜生笔下的先驱者相比，更加的孤独无助，命运更为悲惨。

二、艺术特色的相似性——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结合

“鲁迅对易卜生戏剧的审美选择，跟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一样，特别看重其社会审美价值及写实性。鲁迅开始接触易卜生时，就认为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社会写实途径，达到批判现实变革社会的目的。”15但实际上，易卜生还创作过《野鸭》、《罗斯莫庄》、《海上夫人》、《海达·高布乐》等剧作。在艺术方面，这些作品已经具有了浓郁的象征主义色彩，即使是闪耀着现实主义亮色的《海达·高布乐》，其中象征主义的冷色还是相当浓厚的。易卜生的戏剧重心是逐渐从社会批评转向心理活动的描写和精神生活的分析，现实主义成分逐渐减少，象征主义气息不断加重。与易卜生类似的是，象征主义也是鲁迅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鲁迅在其文学创作过程中，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单一的现实主义手法达到更深刻的真实。同时，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也更好地表现了鲁迅小说的主旋律——“国民性”这一宏大的思想主题。因此，易卜生和鲁迅的文学创作在艺术上都体现出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特征。

易卜生影响最广的剧本是他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社会问题剧奠定了易卜生现代戏剧之父的地位，但却不能低估他后期象征主义戏剧的艺术成就，与他之前的剧作相比，在艺术技巧上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易卜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加深，思想上更为成熟，他认识到靠个人意志不能改变社会现实，于是就把注意力转向“人”本身，尤其对人性格外关注。五幕剧《野鸭》发表于1884年11月，标志易卜生的戏剧创作从现实主义转向象征主义。但并不意味着他从此脱离了现实主义，或者说他不再关心社会现实。相反，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就是深厚的现实根基，“他从来没有离开现实空谈‘人’本身和人性，也不是抽象地去慨叹人的生存困境，社会现实始终是易卜生戏剧创作的立足点。这是易卜生的象征主义戏剧和梅特林克、霍普特曼象征主义戏剧的最大区别。”16易卜生戏剧的象征主义是从现实去关注人的外部世界，然后转向去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是其象征主义剧作主要的艺术表现手法。“象征手法最适宜于揭示人的内心和精神微妙、隐秘、朦胧的活动状态，因此，心理现实主义便与象征手法结下不解之缘，携手前行。是故，论者又将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称为心理现实主义戏剧。”17

易卜生和鲁迅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都注重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在关注现实人生的基础上，采用一些象征主义的手法，比如说心理分析、暗示、隐喻等。具体到细节上，五幕剧《野鸭》更侧重心理描写和分析。《野鸭》是易卜生的第一个象征主义剧本，与以往的社会问题剧相比，这部剧作更像是在剖析人性，讲述人生。这部戏传达出的立意同社会问题剧相比有了一个360度的转变：我们生活的世界，时时刻刻、每处每地都充斥着谎言和假象，我们却沉浸甚至陶醉其中，只要没有人揭穿谎言，捅破幻象，生活还是能够平静快乐的。易卜生通过这部剧作真正开始将视点投注到人物内心之中，思考人性、人生。剧中的工商业家老威力惟利是图，为了个人利益陷害生意伙伴老艾克达尔，又佯装伪善为他安排工作，帮他的儿子雅尔马成家立业。但易卜生却没有把如此戏剧化的情节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和世态炎凉的工具，而是着重描写了老艾克达尔生意失败后内心的转变：他由一个意志坚定、事业心强的中尉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自甘沉沦、卑微平庸的小市民。“这样，老艾克达尔和他一家的命运就代表着生活中这一类人的生存状态。剧本用一只被打折翅膀再不能在天空自由飞翔的‘野鸭’来暗喻象征生活中这个人群，这样，剧本所表现的内容便由‘个别’上升为‘一般’，即由单个现象变为包含事物本质的规律，哲理便由此产生。”18在易卜生的象征主义剧作中，他提出的人性和人的生存困境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的这些剧作用象征主义手法所表现的人的内心和精神世界，又更加深刻地反映了真实的人生。

而《海上夫人》可以称得上易卜生象征主义剧作中，哲理、诗情、象征糅合得最完美的作品，处处呈现出一种象征意蕴，体现着易卜生对人生的多层哲理思考。易卜生在剧中提出“人”走出精神困境的途径就是享有独立和尊严。“海”象征了“海上夫人”艾梨达的内心，大海有时平静有时又波涛汹涌，作为一个灯塔管理员的女儿，又是一个从小在海边成长起来的姑娘，艾梨达的性格和内心确实像大海一样。她一生都在追求个人精神的解放，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选择。但是现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命运的无常也有物质的牵绊，命运和物质成为了女主人公追求自由路上的荆棘。易卜生对艾梨达的精神困境作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剧作中艾梨达的父亲去世后，她无依无靠，为了生活只能嫁给医生房格尔，做他的续弦夫人。这并不是出自彼此真心相爱的婚姻，而是因为房格尔能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但在精神上这造成了她的“贫困”，她陷入了精神困境，终日闷闷不乐，甚至得了焦虑症。分析艾梨达精神世界微妙、隐秘的活动，则是易卜生在这部戏里的着墨重心。易卜生利用心理分析方法层层剖析艾梨达焦虑症的起因、表现形态和她自己寻求摆脱困境的努力及意志。剧终她选择与房格尔厮守，此时她的选择并不是金钱，而是她对自己的爱情观和人生观有了清醒、全面的认识，她那澎湃的海之心又回归了家庭与平静。

鲁迅的小说同易卜生相比，既有心理描写和分析，也有暗示、隐喻等象征手法的运用。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19小说通篇讲的就是一个问题——“吃人”，而“吃人”恰恰是封建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小说一开始鲁迅就将读者带入“狂人”惴惴不安的内心世界，他对周围的目光、眼色充满了恐惧、疑虑和紧张，他思索着周围恐怖的一切：赵家的狗看他的目光、赵贵翁看他的眼色、佃户等人的眼光等等，这种对周围人物、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就是“狂人”产生周围的人正在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鲁迅是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恰是象征手法的体现，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的有效途径。鲁迅还运用了大量物象去暗示、隐喻，如小说反复出现的月亮这一形象，“月亮形象有着双重的象征意义：既是疯狂的（按照西方的解释），又是明亮清澈的（按照中国的语源学）。就这样，实际上是狂人日益增加的疯狂程度提供了一种反常认识过程的基础，使他最终明白了他的社会和文化的实质。”20又如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即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药》也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象征主义手法的使用，小说中所提到的“药”是一种沾了人血的馒头，民间传言能治肺痨。鲁迅实际上用“药”象征了落后、愚昧与麻木的社会和民众需要一剂猛药来医治。文章中鲁迅用了许多细节来暗示和象征民众的愚昧、麻木，“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这些民众如同鸭子一样任人摆布，愚昧又可怜。鲁迅又用小说结尾乌鸦的大叫这种难听的声音对国民进行警醒，借这“不详”的大叫唤醒麻木、愚昧的民众。夏瑜是革命者，而革命者在那个时代的民众眼里就是“不详和异类”的，通过康大叔这类人的口中就可知一二。华小栓（华）和夏瑜（夏）——华夏这两个具有象征性的姓氏暗示了小说里唯一的两个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但两个中华之子最后均走向死亡。华小栓拿着人血馒头时，鲁迅详细描写了他此时的心里图像：“他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样，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通过一个馒头又巧妙地将二人联系在一起，同时将华夏即中国的命运揭示：“华”因肺痨死去，“夏”因革命而亡，结局均凄凉悲惨。小说结束在两个母亲于坟前哀悼自己儿子的场景，“那坟的形象也像馒头一样。就这样，通过微妙的象征的传达，鲁迅透露出内心深刻的悲观；烈士的革命目的在‘典型的’中国人中已经完全失落了。”21易卜生和鲁迅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文学创作，更加透彻地剖析出社会和人性的问题，发人深省。

易卜生与鲁迅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经典，首先是因为二人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他们是国民启蒙的大师。易卜生和鲁迅不仅是卓越的文学家，更是人格高尚的道德家、思想家。此外，易卜生和鲁迅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结合起来进行创作，从而使他们的文学作品更富有艺术性。从不同层面透视易卜生和鲁迅作品的多彩面貌、多重价值，才能够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易卜生和鲁迅在文学史上的伟大之处和巨人风采。

注释：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下同）。

②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81页。

③⑦汪卫东：《“鲁迅的又一个原点”——1923年的鲁迅》，《文学评论》2005第1期。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

⑤13142021李欧梵著 尹慧珉译：《铁屋中的呐喊》第67页、第68页、第78页、第49页、第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⑥12陈子平：《“过客”的悲哀——鲁迅反传统思想的再探讨》，《江海学刊》1989年第4期。

⑧⑨吕周聚：《忍受孤独，反抗绝望——〈过客〉对现实人生的启迪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1年第10期。

⑩李玉明：《“人之子”的绝叫：〈野草〉与鲁迅意识特征研究》第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1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引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一卷）》第410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5李春林：《鲁迅与外国作家关系研究》第54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61718丁扬忠：《哲理 诗情 象征——论易卜生象征主义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9鲁迅：《180820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