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作品研究】读鲁迅文笔记六则

时间:2014-12-01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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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

一、《呐喊·自序》

《呐喊·自序》一开始就说“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所谓“梦”指的是理想,或者说青年时代的自我设计。从下文来看,他的“梦”先后有三个:首先是走出故家,到外地去学洋务,寻求别样的人们;第二是学医,将来治病救人,同时促进国人对维新的信仰;第三是改行从文,编印杂志,提倡文艺,改造国民精神。可惜几个梦都没有能做到底;而到新文化运动起来以后,则重温最后一个旧梦,开始呐喊。

所以这篇序言的格局是以自己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为中心,全面回顾前半生的主要经历和思想变迁。

其中首先提到自己离开故乡,“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各路注释包括新版十八卷本全集的注,总是说“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鲁迅全集》第1卷第4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说不确。鲁迅到南京确实是首先进了江南水师学堂,但K这个字母同水师挂不上号,K应当是他稍后转入的矿务铁路学堂的缩写;鲁迅的下文说:“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这令人更加确信K学堂应指矿路学堂:这些新知识他是在这里学习和接触到的;而在水师学堂,所学的无非是《左传》和一点起码的英语。鲁迅略去江南水师学堂一段而迳谈矿务铁路学堂,当是为了避免文章枝蔓,而求围绕中心,简洁明快。这篇序言的下文从东京一下子就跳到在北京抄古碑、读佛经,中间略去了在杭州、绍兴、南京那一大段,情形与此相似。

鲁迅在这里写的是小说集的序言而非详细的自传,这样的跳跃不仅可以允许,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些地方颇可领悟为文的剪裁之道。

在谈到第二个梦的时候,说起原因,其一是“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按日本从对外隔绝状态中走出来始于德川吉宗(1684—1751)时期。德川将军本人重视医学,刊行医书,设立医院,劝种药用植物,允许进口科技书籍,提倡学习外文,于是“兰学”(以荷兰为代表的西学)得以流行。稍后医师高野长英(1804—1850)于医学外兼事政治经济的研究,组织“尚齿社”,大力提倡兰学,鼓吹社会改革。再往后,许多兰学家的子弟参加了明治维新。《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一书写道:“试取当时报章而读之,满纸都是西人有言,泰西如是而已矣,于是流风广播,天下靡然,举国上下,若饮狂泉,欲将一切文物,尽变于西风而后已……”,在日本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医学确实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但是鲁迅后来觉得还是文学对“立人”能够更有作用,于是弃医从文,并组织力量,采取实际行动,“……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因为那时革新者都是反对满清政府的,所以大讲光复汉族的传统,文风以古朴为上。一代大师章太炎喜欢用古字,写古文。鲁迅师事章先生,也就“古了起来”(《集外集·序言》),于是将“新的生命”浓缩简化为“新生”。

但鲁迅和他的同道只是文风上复古,思想上并不复古,相反是强调学习外国的。策划中的《新生》创刊号,打算用英国十九世纪名画家瓦支的油画《希望》为封面,内容多为外国小说的译文,以及关于如何学外国的论文。《新生》没有办成,那些翻译的小说后来收入了《域外小说集》,而鲁迅的长篇论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都拿到别的刊物去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写道——

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鲁迅的思想是崭新的,非常看重翻译,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坟·摩罗诗力说》),只是文字暂时还是古老的。

二、《记念刘和珍君》

《记念刘和珍君》结尾处有警句道——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这里“苟活者”作为“真的猛士”之对立面,乃是作者予以否定的一种类型。若干年前有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作者一方面指出苟活者和真的猛士的区别,另一方面坚信烈士的血不会白流,他们的革命精神将教育激励千千万万的后死者,使苟活者从这次惨案中觉醒起来,从死难烈士身上‘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依稀,模模糊糊;微茫,微弱渺茫),至于真的猛士,将愈加受到先烈革命精神的鼓舞,更奋然而前行(用“更”字表示勇士的坚定)。”(《高级中学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第87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这样的意见,正是从鲁迅研究界的主流解说而来,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凡教学参考书中的意见,往往都是一时流行的权威见解,研究者颇可据此来了解行情。

上述曾经流行的见解其实是不符合鲁迅原意的。按鲁迅的意思,当烈士刚刚牺牲时,血色是鲜红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红色就淡下去,于是有些人就不再慷慨激昂,一变而为苟活了。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形,本文第二节说——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

惨案发生之初,大家都很激动,时间一长,相当一部分人就与旧的秩序妥协,苟且偷安了,此其所以为“庸人”,为“苟活者”也。

鲁迅后来说:“我们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就需要“真的猛士”。这样的思想,在鲁迅是一以贯之的。

一时激愤,事后却悠悠然,乃是一种常见病;鲁迅很反对这种庸人作派,他写《记念刘和珍君》的动机之一,正在纠正这种毛病。他说:“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鲁迅并不赞成请愿,认为没有什么用处,“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言外有必须改变斗争方式的意思,但这一点鲁迅并没有发挥。一篇文章不可能把什么意见都说到。

三、《文学和出汗》

《文学和出汗》是专门批评梁实秋的。

梁实秋的《文学批评辨》一文1926年10月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1927年8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的《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该书包括九篇文章,梁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是我三年来关于文学批评文章的选集。我不曾用心作的文字,都不曾选在这里……我借这个机会要特别表示敬意和谢忱的,是哈佛大学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先生(Prot Irring Babbitt),我若不从他研究西洋文学批评,恐怕永远不会写出这样几篇文章。”

美国新古典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白璧德(1865—1933)教授强调“人的法则”,维护传统,要求人们自我克制,遵守文学上的纪律,坚决反对浪漫主义,著有《卢梭与浪漫主义》,攻击颇不遗余力。梁实秋笃守师教,并运用到中国来,他论文集中的第一篇文章《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即痛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严重地不守纪律:

新文化运动,就全部看,是“浪漫的混乱”。混乱状态亦时事所不能免,但究非常态则可断言。至于谁能把常态的标准从混乱中清理出来,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一定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者。

事实上他本人是以澄清文坛为己任的。当他论及五四以来的新小说时,即采取横扫一切的态度:“现今小说作者最常用的题旨是,母亲的爱,祖母的爱,三角的爱,学校生活,青春的悲哀,情场失意,疯人笔记,狂人手札,绝命书等等。因为这些题旨在一般作者的经验之内,这经验也许是实际的,也许是想象的,但比较的容易使作者发生一点感慨或印象。”而这正是“浪漫的混乱”。梁实秋指出,这种混乱的根子在于作者们标新立异,一味关注特殊性、个性,而无视共同性、普遍性,“其实人性常态究竟是相同的,浪漫主义者要寻出个人不同处,势必将自己怪僻的变态极力扩展,以为光荣,实质脱离了个性的中心。”

梁实秋在此后的《文学批评辨》等文中反复宣传普遍的不变的人性,也是冲着所谓浪漫主义来的,他说:“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位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这些都是宣传乃师的新古典主义,同他后来针对革命文学、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立言的针对性有所不同。

因此鲁迅的批评也主要是不赞成他的一味夸大普遍性。鲁迅指出,人性固然是存在的,但没有什么绝对的普遍性,从历时性来说,人类既然在不断进化,经历了类人猿——类猿人——原人——古人——今人的发展过程,那么他们的“脾气”也就不会完全相同,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可能有什么完全相同的普遍性;从共时性来说,人性也不尽相同,工人同小姐出的汗就有香臭之不同。他笔下的“出汗”,同所谓“脾气”一样,都是借代的说法,意思是说,一味强调共性,否认变化和差异,是不符合实际的偏颇之论。

许多论著将《文学和出汗》看成是鲁迅坚持阶级论批判人性论的重要文章,其实不准确。当时梁实秋并非因为反对阶级论来宣传人性论的,事实上他是从强调普遍性的新古典主义立场出发来谈问题的;因此鲁迅也从这样的角度来批评他。

又有许多论著说《文学和出汗》讲到了人的阶级性决定了文学的阶级性,这也是不准确的。鲁迅在此文中并没有谈文学的阶级性问题;他是在说,既然世界上并没有永远一样、抽象不变的人性,那么文学作品中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常态。鲁迅说:

譬如出汗罢,我想,似乎于古有之,于今也有,将来一定暂时也还有,该可以算得较为“永久不变的人性”了。然而“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不知道倘要做长留世上的文字,要充长留世上的文学家,是描写香汗好呢,还是描写臭汗好?这问题倘不先行解决,则在将来文学史上的位置,委实是“岌岌乎殆哉”。

汗有香臭之分是说人性并不普遍,而不是讲阶级性。鲁迅又说:

听说,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那一种的命长,现在似乎还在不可知之数。

这里说的是题材的变化,不是谈文学的阶级性。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无论是启蒙主义的、古典主义的还是感伤主义的,固然是资产阶级文学,而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作家们眼光向下,写了不少“臭汗”,但如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台、盖斯凯尔夫人以至于哈代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也都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

鲁迅在“弱不禁风”和“蠢笨如牛”两个词组上加了引号,乃是因为梁实秋用过它们,见于其《卢梭与女子教育》(《复旦旬刊》创刊号)一文:

我觉得“人”字根本的该从字典里永远注销,或由政府下令永禁使用。因为“人”字的意义太糊涂了。聪明绝顶的人我们叫他做人,蠢笨如牛的人,也一样的叫做人,弱不禁风的女人叫做人,粗横强大的男人,也叫做人。人里面三流九等,无一非人。

事情既然是这样,那么普遍而不变的人性又如何安顿呢?鲁迅也用“弱不禁风”和“蠢笨如牛”两个词组,而分别放在“小姐”和“工人”之前做定语,再与出汗联系起来谈,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实在是一段妙文。

鲁迅讲文学方面的事情,也专举梁实秋术业有专攻的英国文学为例,极其有力而风趣地驳斥了“普遍的人性是一切伟大作品之基础”之论,深刻而有味。就写文章一事而言,梁实秋远非鲁迅的对手。

四、《“友邦惊诧”论》

《“友邦惊诧”论》第一段写道,学生们“放下书包来请愿,真是已经可怜之至。不道国民党政府却在十二月十八日通电各地军政当局文里,又加上他们‘捣毁机关,阻断交通,殴伤中委,拦劫汽车,攒击路人及公务人员,私逮刑讯,社会秩序,悉被破坏’的罪名,而且指出结果,说是‘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这里的“不道”,乃是“不料”的意思,全句意谓国民党政府的通电出人意外的荒谬。“不道”二字一管到底,形成一个很长的句子,诵读起来速度必然加快,有助于加强愤激的语气。以“不道”表示不料,古代往往有这样的用法。张相先生《诗词曲语词汇释》卷四有专门的解释,其中列举了许多例句,兹转引两则如下:

不道诸公无表来,茫茫庶事遣人猜。

——杜甫《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

雪花只欲欺红紫,不道梅花也怕寒。

——范成大《北城梅花为雪所厄》

这两处的“不道”皆犹言不料也。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稍后他在另一篇题为《空谈》的文章中写道:“虽然我向来常以‘刀笔吏’的意思来窥测我们中国人。我只知道他们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而况是请愿,而况又是徒手,却没有料到有这么阴毒与凶残。”《“友邦惊诧”论》里用“不道”一词,心情与命意与这两处之用“不料”,正复相通。

五、《拿来主义》

《拿来主义》一文作于1934年6月4日,6月7日发表于《中华日报》副刊《动向》。

1934年鲁迅的文章由他本人分别编入《花边文学》和《且介亭杂文》两个集子,其编辑的体例是:后者“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之外者”(《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按此标准,《拿来主义》应编入《花边文学》才是,然而却编入了《且介亭杂文》。

按《花边文学》的序言道:“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这里明确提到了《动向》副刊,然而《拿来主义》却偏偏没有编入《花边文学》。

其中的原因,我想应当是《拿来主义》的笔法同所谓“短评”不同,而是比较“雍容”(《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的随笔体,所以就不将它与其他短评放在同一本集子里了。鲁迅的文体意识,于不经意间流露了出来,值得再三体会。

六、《叶紫作〈丰收〉序》

叶紫(1910—1939)的短篇小说集《丰收》在鲁迅的关怀下,于1935年3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列为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之一,书前有鲁迅的一篇序言,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叶紫从开始创作之日起,就打算以他亲历的湖南农民运动为题材,“用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星〉后记》),写一部纪念碑式的长篇《太阳从西边出来》,后来未能完成;他传世的作品主要是两部短篇小说集:《丰收》、《山村一夜》和一个中篇《星》,其中《丰收》奠定了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坛上的地位。鲁迅在序言中充分肯定了叶紫的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和战斗性,说“作者已尽了当前的任务。”

《丰收》一书的前五篇都以湖南农民运动为背景。最早的两个短篇《丰收》与《火》所展示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叶中国农村苦难的图景,由于叶紫对于农民有着深切的了解,因而能够写得更完整、真实、朴素、动人。尽管叶紫的文字水平不算很高,可是一切都显得如行云流水那样自然。尤其是《丰收》中那个由安分守己到倾向革命的老农云普叔,塑造得相当成功。《火》直接展开农民与恶霸地主何八爷的斗争,也颇有可观。《电网外》中也有着父与子的冲突:忠厚而保守的王伯伯同他倾向于造反的两个儿子对于红军的态度迥乎不同。但生活教训了他,最后他打起一个小小的包袱,“放开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鲁迅很重视这一篇,推荐到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刊物《国际文学》去,译为俄文转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电网外》里有一个本是农民的国民党兵张得胜,《夜哨战》里则有一个赵得胜,他本来也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农民,糊里糊涂地进了国民党的军队,不久就想开小差,而他的班长王大炮先前还是农民协会的委员长,现在则打算寻找机会跑到红军那边去。经过种种曲折,他们终于结成一支几十人的小队伍,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造起反来,准备投向红军去。鲁迅曾对此文提出过具体的修改意见(《341021致叶紫》)。同《电网外》一样,《夜哨战》反映了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最残酷的岁月里,人心所向仍然在于处境极其困难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

《向导》写一位三个儿子惨遭国民党杀害的刘翁妈充当向导,引诱敌人进入红军埋伏圈的故事。作者很想塑造一个英雄形象,也确有火样的热情,可是一则作者不大熟悉这一题材,二则由于要通过书刊检查的关系,交待得不大清楚,结果显得有点空,人物是概念化的,不能算是成功之作。《杨七公公过年》真切是真切的,稍嫌琐细,叶紫称他自己的作品“叙述得太多,描写得太少”(《〈丰收〉自序》),《丰收》中的六篇都有这个毛病,而本篇尤甚,并且不仅仅是叙述过多而已,有些节段颇近乎自然主义的记录,读来比较无味。叶紫虽然才写了几个短篇,却已经显现出后劲不足之势了。

在写《丰收》之前,叶紫本已着手准备他那纪念碑式的长篇,到1935年3月,他又“在那一大堆材料里面,割下了一点无关大局的东西来”(《〈星〉后记》)成了一个中篇《星》。稿子曾经寄给鲁迅审阅,这回鲁迅没有像先前那样替他审阅改削(《351222致叶紫》),身体不好也是一个原因。1936年叶紫将旧稿加以修订,在《文学界》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其中的第四章,年底出版了单行本。《星》是直接写湖南农民运动的,人们本可以指望叶紫写得更好,可是实际上却不大成功,有比较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写《星》的前后,叶紫又陆续写了六个短篇,后编为一集,题作《山村一夜》,于1937年4月出版。这部短篇小说集内容比较单薄,《偷莲》、《鱼》两篇尤弱。

叶紫早已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幸而在《丰收》中尚未涉及作品的全局。到1935年2月写《偷莲》,出现了不少格调底下的自然主义描写,这种倾向至于《星》则愈甚,书中屡次引用猥亵小调并以此来贯穿作品的始终就是最突出的表现,其中关于爱情的描写也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尽管叶紫主观上想表现革命的主题,但未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题材熟悉只是创作的条件之一,而非其全部;高度的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也是很重要的条件。亲历过的事情也未必就能写得好,如果他只是依样画葫芦的话。鲁迅指出,作家的任务在于根据实际生活来“缀合,抒写”(《331220致徐懋庸》),作家不但完全具有而且应当充分利用这“抒写的自由”(《三闲集·怎么写》)。鲁迅主张“睁了眼看”,反对粉饰现实,凭空创造;同时也反对照搬事实,有闻必录。鲁迅很重视这后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过“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的主张,指出这种所谓客观的态度是“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作家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只满足于所谓客观的描写,弄不好就会坠入自然主义的泥坑。不幸叶紫就落入这样的境地,他过于强调亲历,念念不忘要凭“自己亲人的血和眼泪”来写长篇,一向关心的是“老老实实地把我浑身的创痛,和所见到的人类的不平,逐一的描画出来”(《我怎样和文学发生关系》)。殊不知如果真的完全只写亲眼所见,则很容易放弃抒写的自由,丰富的社会经历反过来变成作家的负累——也就是作茧自缚了。

自1933年春天以来,鲁迅同叶紫来往甚多,不仅了解他已经写出的作品,也深知他今后的计划和创作思想中隐藏的危机,所以他在为《丰收》所写的序言中一则热情地肯定了这些作品的优点,同时也讲了不少意味深长的话,序言一上来就写道:“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诘难者问:那么,写杀人最好是自己杀过人,写妓女还得去卖淫么?答曰:不然。我所谓经历,是所遇,所见,所闻,并不一定是所作,但所作自然也可以包含在里面”。鲁迅的立论很全面,言外颇有纠正叶紫过于重视亲历之偏的微意。此外鲁迅还讲“文学是战斗的”、讲作家应当注意“当前的任务”,并表示“希望将来还有看见作者的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这些话实际上带有指导叶紫创作、拨正他文学思想的具体意义。鲁迅说得极其委婉,完全是从肯定《丰收》的角度来讲的,而其实已有批评自然主义的意味。

鲁迅为青年作家写序,历来煞费苦心,他总是以肯定成绩为主,用非常委婉的方式批评缺点,指出方向。细心的谦虚的作者能从这里得到无穷的教益。例如柔石对鲁迅写的《〈二月〉小引》极端心悦诚服,此后创作大有起色。鲁迅为“奴隶丛书”第三种萧红的《生死场》作序,其中有云:“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作者以为评价过高,鲁迅解释说:“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351116致萧军、萧红)。鲁迅为《丰收》写的序言中也有着这样的“弯曲”,言近而旨远,而且也远不限于顾及销路而已。

对于鲁迅序言中有关纠正文艺观之偏颇的微意,叶紫似苦无体会,到写《星》的时候竟走得更远了,很有点孺子不甚可教的意思。这是非常可惜的。鲁迅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别人写的序,非仔细揣摩深刻领会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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