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婚姻的纠结

——《赵先生底烦恼》细读

郑 绩

【内容摘要】许钦文在“乡土作家”之外，也非常关注女性与婚姻题材。他在《赵先生底烦恼》一书中，集中体现了对女性和婚姻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充满了矛盾与纠结的，而这些，正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关键词】许钦文家庭 女性 现代 情感 纠结

说到许钦文，大部分研究者首先想到的是他与鲁迅的渊源。许钦文与鲁迅关系密切，鲁迅去世后，他是灵前拉幕人。不仅是他本人，他的亲属、至友都与鲁迅关系不浅。

常常与许钦文同时被提及的陶元庆，是鲁迅所欣赏的封面设计师。1913年，许钦文入读绍兴第五师范之后，最亲密的好友无疑从“福姑”沈福同换成了陶元庆，之后19年间，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陶元庆在上海立达学园而许钦文在杭州高级中学，其他时间均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同事，或在同一个城市。陶元庆是丰子恺的学生，在封面设计上极富天分，鲁迅不少书的封面出自他手，他是鲁迅日记中的“璇卿”。许钦文在北新的一系列小说集封面也都由他设计，并以大字注明“陶元庆先生作画面”。

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是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投考北平女师大时借住在八道湾周家。许钦文作品频出，引起鲁迅注意，转询孙伏园后得知是许羡苏哥哥，遂让孙伏园转告他对许钦文作品的建议，1923年由孙伏园介绍认识鲁迅，从此往来不绝。鲁迅和许广平来杭州度假，为平非议，鲁迅租下旅店三床间，由许钦文睡中间床铺。鲁迅曾有文《幸福的家庭》，副题标明“拟许钦文”，一时令许钦文之名广被人知。许钦文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乡》，就是鲁迅帮他付费印成。他的写作可谓亲承鲁迅指点，文名也由鲁迅所扬。他两次入狱，都是鲁迅从中斡旋。鲁迅于他有知遇、教导、提携、救难之恩。许钦文有不少关于鲁迅研究的书，如《学习鲁迅先生》、《〈彷徨〉分析》、《〈呐喊〉分析》等近十本，他平时沉默寡言，提到鲁迅则滔滔不绝。

然而也正是与鲁迅的这段渊源，让许钦文长期被定义在“乡土作家”的范畴内。自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将许钦文明确称之为“乡土文学作者”之后，许钦文从此以“乡土”留名文学史，对他的研究也被“乡土”所局限。

许钦文自称“卖文六十年”，创作极丰，以短篇小说和散文为主。他写过350余个短篇，7个中篇，出版小说集、散文集、文艺理论集超过30本。许钦文算不上创作天才，刚起笔的时候的确比较生硬，但他勤奋不辍，越写越好。他的小说集大都畅销，往往重印数版。尤其是“无妻之累”出狱后，文字中的紧张感全消，行文自然流畅之至，还有一些隐隐的自嘲和幽默感，因此他的散文比小说更好。自鲁迅将许钦文与王鲁彦并论后，评论家喜欢将这两位作比较，以苏雪林为代表，常说他不如鲁彦，1934年从军人监狱回到愁债室后，许钦文写了《最近的我》，文中自嘲老丑之余，忽尔一句：“在这一点上，自然也不能够同王鲁彦先生去比较。”行文中冷幽默处处，大类如此。现代文学作家中，能够写得流利而不流丽，得自然之味者，十分难得，丰子恺是一个，中后期的许钦文也有点此种风范，这正是现代文学的真趣，如果仅以乡土论之，未免小看了他。

乡土之外，许钦文在家庭及情感题材上也做过非常大胆的尝试。结合他本人非常特殊的经历，本文试从许钦文一本不太为人所注意的小说入手，讨论他对于家庭文学的贡献。

一

本文所选取的文本是《赵先生底烦恼》，所用底本为北新书局1926年12月初版。《赵先生底烦恼》实在太不知名，哪怕在专业研究领域也少有人关注，不得不先花些笔墨作些简介。和许钦文在北新所发行的另外几本作品集一样，此书亦由陶元庆作封面。封面为枯黄色素面，页面下方微有墨绿色波澜，上方则一条手绘横线，贯穿页面，中间偏右竖题“赵先生底烦恼”。在这陶元庆以色块对比鲜明为特色的封面设计中，显示出极为少见的压抑气质。

这本厚仅160页的小书，按今天的观点，最多算一个中篇，连称小长篇都非常勉强。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日记体，通篇的语句重复、文意回环、情节迂缓使得它既惊人又纠结，其间显示的性别意识形态则极具时代意义。

在“乡土”的盛名之下，这本小书长期无人提及，然而对于家庭文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可以观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小知识分子对于恋爱、婚姻、女性的种种观念。

此书在扉页上即注明“描写三角恋爱的日记”。通篇读来，“三角恋爱”云云，有书局所加，吸引读者的嫌疑。小说以主角赵先生的第一人称写成，几乎没有情节推动，完全由赵先生的絮语以为叙事模式。故事非常简单，赵先生伟唐是一位教书先生，他与学生石英结婚。婚后石英爱上赵先生的学生振东，隐瞒已婚身份，只说借住赵先生家，与振东恋爱。赵先生在完全知情的状况下，目睹这场恋爱的发生、高潮、曲折与泯灭。

这个貌似简单的故事其实颇不可思议。赵先生嫉妒、生气，甚至一度陷入癫狂，产生受迫害幻想以及暴力倾向。可是他所有的情绪都只在日记中体现，在现实生活中，他配合石英的隐瞒，从未告诉过振东，石英是他的太太。他不但知道石英在给振东写情书，还知道写了些什么。每礼拜天，振东都会来访，并先与自己的老师赵先生打招呼。他看着石英为了迎接振东打扫卫生，用家里的钱置办食物。当振东冷落石英时，是他倾听石英的哀诉并安慰她。当石英与振东分手后，故事不了了之。

严格说来，这里并没有三角恋爱，只有一个目击妻子恋爱全过程的丈夫，一个完全不对丈夫隐瞒自己另有所爱的妻子，和一个不知情的第三者。

而所谓的恋爱，完全没有动人之处，不过是男女相遇，由吸引而亲密，情浓转薄，渐次疏远，终于分手。虽然这场恋爱是整部小说的线索，然而它本身却毫无特色，许钦文也没有在上面多花笔墨。

那么，既然三角与恋爱都不是这部小说真正想表达的东西，它到底想说什么？

1926年12月，《语丝》第一0九期，刊出《赵先生底烦恼·前记》。经对照，与北新1926年12月版《赵先生底烦恼》中所附《前记》完全一样，假托此篇是朋友所交付的日记。而这位朋友请代为修改发表日记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对于女性的观点，“赞美和怨骂似乎都太过分了”①。其二是对自我的剖析，“无非给人看看人心中底一个的我底心罢了”②。这两个理由或许亦可视为许钦文作此篇的初衷。的确，小说通篇的着墨点只在这两点之上。

《前记》文末注明“一九二六年一0月二十四日许钦文于槐侧”③，也就是说，小说完成的时间在1926年的10月。1897年7月出生的许钦文，时年30岁，距离他在《妇女杂志》发表《我的解除婚约》④已过去四年半。就在十几天前，他刚发表了夫子自道的小说《剩落大伯》⑤。此时的许钦文，对于婚姻、女性与处于情感中的自我已经形成完整的看法，就表达于这篇不长的《赵先生底烦恼》中。

二

对于女性读者与研究者，这篇小说最感人的地方无疑在于赵先生对于妻子无条件的尊重。他尊重妻子的意志、情感与趣味，他亦尊重妻子的行为、表达与选择。他理解石英选择年纪较小，身体瘦弱的振东作为恋爱对象的心理动机；他承认石英“丈夫是丈夫，恋人是恋人”的主张；他从未在事实上阻碍石英与振东交往；当他没有把振东的来信交给石英的时候，他甚至进行自我道德责备。

然而事实上的尊重是与心理上的怨恨相伴相生的。通篇小说真正要表达的，正是这种矛盾、冲突与纠结。

从小说的表层结构与自我表达来看，这种矛盾纠结的起因是出于伟唐本人的懦弱。在这本日记体小说里，主人公伟唐不断进行自我表达、自我剖析与自我责难。他怨恨振东，然而振东是他的学生，正是来看望老师的时候认识石英的。况且振东非常瘦弱，于是伟唐似乎为自己找到不对振东采取现实措施的理由。伟唐的内心世界不断地呼喊着：“我必须除灭振东。”但事实上，他并没有任何行动，甚至没有在振东面前流露出自己的不满。

如果仅从性格进行解释，是很难说明这种奇特的情形的。只要向振东稍稍示意伟唐与石英的夫妻事实，就会对石英的这场恋爱产生强烈的影响，但是伟唐没有这样做。摆出丈夫的姿态，并不是什么需要勇气的事，仅以懦弱解释，完全不通。

从小说一直进行反复的表述来看，形成这种纠结的，其实并非情感因素，而是出于伟唐女性观与婚姻观的双重矛盾。

首先讲女性观。一方面，伟唐高度尊重女性，他给予石英的特权，甚至在今天都是很难想象的。石英可以用他赚的钱招待情人，可以当他的面给情人写情书，可以向他讲述自己的恋爱心曲，同时可以要求他的爱拥，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自然而然。另一方面，文中不断出现：“石英是什么？原是个女性十足的女子。”“妻子是什么？原是个玩玩的东西。”“女人原是种贱骨头。”

许钦文有另一篇《理想的伴侣》⑥可为呼应。该文通篇反讽，理想的妻子须要会唱歌跳舞，要有陪嫁的钢琴，还须早死。明显是讽刺那些明为新式，实则封建打底的婚姻观。《赵先生底烦恼》中，赵先生一旦不高兴，就会产生类似的想法以为泄愤和自我平衡。“女性十足的女子”，在小说中出现七次，每次都有相关的阐释。总结起来，“女性十足的女子”是孩子气的，既可爱又可怜又可恶，喜爱撒谎的，是既能操控男人情绪又是供玩乐的，并且对付她们的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尽量满足她们的欲望，另一个是用旧礼物束缚她们。

石英既是“女性十足的女子”，赵先生当然既被她所左右，又想控制她。从思想上来说，赵先生觉得应该尊重女性，给她足够的自由，让她有足够的尊严，甚至石英吸引他的一大原因就是婚前石英所持的女性独立论。但是从情感上来讲，已经完全脱离了旧女子行为模式的石英，又让他觉得非常烦恼，不由得怀念起旧礼教来。

而石英，亦是一个只存在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中的文学典型。再早十年，她还在为挣脱封建枷锁而苦苦挣扎，再晚十年，较为成熟的社会秩序又将她束入家庭的牢笼。只有在那一二十年间，中国的文学中出现了石英这样的女子。她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并不算高等教育。她的文字水平，在赵先生说来，是由写情书而熟练的。她与丈夫的结合，完全没有仪式，类似于现在的“裸婚”，真可谓的自由结合。她没有职业，一切花销由赵先生供给，甚至连招待情人的花费也在其内。当丈夫发现她把一点不多的积蓄都花在情人身上，影响了家庭正常生活时，她倒地打滚，大哭大闹。她一边理直气壮地与振东恋爱，一边向丈夫展示自己的可爱、依赖与可怜。当丈夫说她是“贱骨头”时，她并不十分生气，反而刻意讨好。她不断地操控赵先生的情绪，挑战他的忍受极限，忽尔冷淡，忽尔热情，将赵先生束在暴怒与宽容之间，造成无限纠结。

而石英的成长，是伴随着她与赵先生的爱情进程的。在与赵先生相爱之前，她只是一个女孩子，女学生。她在写情书中学会运用文字，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她成长，并且成熟，由一个不断作出女性独立宣言的小女孩变成一个身体力形的成熟女性，母性大发，然后爱上不成熟的振东弟弟。

从今天的眼光看，完全看不出石英所倚仗的究竟是什么？她到底靠了什么才让赵先生没有抛弃她、惩罚她？她让赵先生痛苦、难过、伤心、自卑、纠结、产生受迫害狂想，不再信任她，可是当她和振东的恋爱失败，她仍然在家庭中保有不可动摇的牢固地步。这已经不是爱情所能解释，更不是她的个人魅力所致，而是她作为一个小说女性典型所有的特权。

她代表着女性的天真、可爱、魅力、任性、荒唐以及独立性。最重要的是，她具备自足的内心世界，丈夫对于她，不过是婚姻的一部分，与爱情无关。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另一个问题，即与女性观相联系的婚姻观。

三

历经“无妻之累”以及所连带的军人监狱之灾后，“剩落大伯”许钦文在《我的幸福家庭》⑦中写道：“因为偶然间的感到空虚而又避孕失败，居然生下孩子，只好组织家庭。”《幸福的家庭》这个题目，对于许钦文有特殊的意义。1924年，鲁迅发表《幸福的家庭－拟许钦文》⑧，篇末《附记》中写明是拟许钦文《理想的伴侣》。许钦文经鲁迅此文一提及，对他的文名颇有提携之功。无论是许钦文《理想的伴侣》还是鲁迅所拟《幸福的家庭》，均采用讽刺的笔法写就。1940年，许钦文历经牢狱之灾，用中年况味写就这篇《我的幸福家庭》，与16年前的自己，遥相呼应。虽然写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讽刺上没有那么直接，然而那份自嘲与微讽，仍可见与16年前两篇文章的脉络联系。

《妇女杂志》本来也是许钦文经常发表文章的杂志，而当时所谓妇女问题本来就是和婚姻家庭问题联系在一起。许钦文在《妇女杂志》上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完全符合当时的女性主义与新式家庭观的意识形态。而他对于婚姻的看法，在《赵先生底烦恼》中有着非常完整的体现。

与对女性的看法一样，赵先生对婚姻的看法也是非常矛盾的。当石英宣称：“丈夫是丈夫，恋人是恋人”的时候，他没有发表异议。但同时，他的内心独白又说：“妻子是最重要的玩物。”“原是胜利品。”

在处理自己的妒忌情绪时，赵先生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心理历程。首先，他质疑妒忌心的合理性，试图安抚自己，让自己不妒忌，并且在行为上尽量表现出大方，在情绪上尽量保持平稳。随着石英与振东恋情的加温升级，赵先生日渐失衡，再也无法保持大度。他开始为妒忌心找合法性依据，最终得出“妒忌是应该的”结论。

在这个用理性处理情绪的过程中，赵先生的女性观与婚姻观一直在摇摆。起先他同意石英把婚姻与情感分开处理。这种婚姻观可以有非常守旧的一面，也有非常超前的一面。从守旧的一面来说，中国的传统家庭组建是没有，甚至规避男女情感因素的。家族作为抱团生存的单位，功能明确，角色分明，没有爱情这种徒乱人意的情感存在的余地。爱情这种具有高度独占性的感情出现，是与现代化进程有紧密关联的。正是对个体的强调，对主体的诉求，带出了具备一对一特征的爱情。赵先生与石英并非盲婚哑嫁，他们的结合完全是符合现代性的。他们经历过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热恋，组建了夫妻平等的小家庭，通篇小说都没有提及与双方家族有关的任何内容，可见反封建已经不是他们的任务。然而这样一对由爱情而结合的男女，竟然提出“丈夫是丈夫，恋人是恋人”，支持这种说法的观点，在全文的语境下，不可能是封建旧家族制的老观念，而是更为超前的另一种观念。

这种超前观念仍然与极端的个人解放有关，如果可以展开谈的话，与无政府主义也有一定的关联。其本质是将家庭本身，哪怕是由爱情结合的小家庭，也被视为自身束缚之一种。写《赵先生底烦恼》时，正是独身主义、不婚主义很流行的时候，而许钦文常为之写稿的《妇女杂志》正是鼓吹者之一。

许钦文很明显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不知不觉写出了个性凌驾于家庭之上的思想。然而仅从逻辑上来说，这种想法也是无法在现代家庭中实现的。一个由爱情而组成的二人家庭，怎能容纳丈夫以外的恋人？很明显，现代爱情的本质就是一对一，由现代爱情所推动的家庭组织，只能是一夫一妻的。并且不仅是身体要求，也是精神要求。第三者，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将破坏现代小家庭的结构，令家庭成员心理失衡。这也是赵先生最终认可自己是可以、应该、必须妒忌的潜在逻辑。这个逻辑明显比石英那个处在幻想状态的“丈夫是丈夫，恋人是恋人”要强大得多。

《赵先生底烦恼》中，夫妻双方对于婚姻所持的观点是完全相左的。妻子的想法是极度理想化的，没办法符合现实社会以及小家庭逻辑的。哪怕是现在的读者，恐怕也无法认同她的想法与做法。由于婚姻观的差异，恐怕很少有读者能够理解石英的理直气壮。

事实上，石英所代表的，正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为激进的情爱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她去追求激情的爱，哪怕是由上一份爱所带来的小家庭，哪怕是她仍然依赖并以另一种方式爱着的丈夫，哪怕是她并不独立的经济身份，哪怕是这个现世所有的道德常识。所有的一切，都不能阻挡她天真、热情、蛮横地去爱。而这份爱是完全自私的，或者说是自我的，这是主体最强势的呈现，亦是女性在情感上最为完全的自我解放成果。石英是如此强大，仅靠这份坚定，她就使得赵先生完全拿她没有办法。她令丈夫发现自己的怯懦，差点将他逼疯，使得他做出种种无谓的思索，而她若无其事，我行我素。

而赵先生，通过他在现实中的无所作为，通过他的自我说服，通过他反复纠结的心绪，事实上给予了石英任意行动的特权。他所持的婚姻观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也符合大部分人价值观的，更是与现代家庭内在逻辑合拍的。换句话说，他是获得读者支持票的正方。然而，他在石英面前却是那样弱小。在这部第一人称小说中，他是当然的主角，全文都在细致入微地描述他的思想与情绪，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性格，甚至推测他的外貌。相比之下，石英非常脸谱化，就是一个“女性化的女子”，她面目模糊，行为怪异，性格辨识度很低。

但是主导整部小说情绪的，正是石英，而不是着墨最多，符合读者价值预期的赵先生。赵先生用他的矛盾、痛苦、纠结显示了他对石英的认可。他作为一个平台展示了新旧交替之际两种女性观、两种家庭观的冲突，他既展示了被打倒的封建女性观，也详细说明了至今未被认可的超前家庭观。他用自己为实例，指出两者皆无可能。

至于第三者振东，他在小说中更象一个道具。对他的细节描写不能说失败，只能说是马虎。许钦文引入第三者，只是作为解题的辅助线，线本身并无意义，只是通过振东串起整个情节发展的链条而已。在这个故事中，并且有人作为第三者出现，才能表现石英与赵先生的观念冲突。石英与振东的恋爱，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线索，情节也是依此发展的。到了小说的最后，恋情无疾而终，故事亦半途中断。

但是这份婚外情本身毫无意义，因为它在婚姻之外，而赵先生底烦恼，在婚姻以内。许钦文显然很明确自己想描写什么，他没有在这条线索上设计太多的戏码，一切都是那么平淡。而正是这份平常，更凸显出石英的不顾一切。她去爱，并非这是一份特殊的爱，只是因为她天然自由，不受拘束，她的主体强大之极。

许钦文在这部著名的《赵先生底烦恼》中，全面展现了他对女性和婚姻的思索。结合他在其他文章中的表达，我们可以发现，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下，藏着一个不一样的许钦文。

注释：

①②③许钦文：《赵先生底烦恼》第4页、第5页、第6页，北新书局1926年12月初版。

④许钦文：《我的解除婚约》，《妇女杂志》第8卷第5号，1922年5月。

⑤许钦文：《剩落大伯》，《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十号，1926年10月10日。

⑥许钦文：《理想的伴侣》，《故乡》，未名社1926年4月。原载于《晨报副刊》1924年9月9日，署名歉文。

⑦载《大风》第七十二期，1940年8月。

⑧《妇女杂志》月刊第十卷第三号，1924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