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在渭南师范学院文学院段国超教授走到七十岁人生节点上的时候，由段教授的两位儿子主编出版了《走近鄂牛村》（华夏出版社2011年3月版）一书。该书的副标题为“段国超教授七秩寿庆诗文集”，很显然，该书的主角是段国超教授。段国超教授是在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有显著成就的学者，是在包括地方史、民俗文化、杂文写作等多有涉猎的学问人，是一生站讲台传道授徒忠于职守的老师。主编之一的郭楚伟跟我是同事，我们在一栋楼里上班，可谓朝夕相处，时与往还，谈论读书与探讨学术甚为投契。读过这本500多页的《走近鄂牛村》，揣摩其中的“序言与评论“、“散文与书信”、“诗歌与诗余”、“采访与资料”等分类文字，想到在一个学人70岁时候由两位儿子主编出版一本关于乃父学术历程纪实—记要的著作，自然想到“人生与学术”的话题。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人生。这个人生首先是一个人存活（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概念。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人生，几近于一个人人生的框架，这个框架应当是上苍赠与的，是不由个人自己决定的。但是在这个框架之内，填装什么样的人生内容，则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人生的追求、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我们常常看到，当人们出生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是一样的，但当一个人走到人生的一定的年龄段的时候，个人就有属于自己的而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有的精彩，有的暗淡，有的杰出，有的平庸。有的成为为社会、时代、国家作出大的贡献的栋梁，有的沦为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社会、国家的罪人。而更多的人，都成为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不同程度爆发出自己能量的普通人，正所谓芸芸众生是也。普通人、小人物几乎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宿命，但这并不能抹杀普通人的价值。一个人在世间存活到70岁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论定其一生的价值或意义。在这个节点上，我们常常看到各式各样的做寿庆贺和纪念。做寿，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在其中，我们能看见孝敬、看见显摆、看见热闹、抑或看见应付与俗气。但也能感受到一种人生的反顾、生之留恋、清醒、高雅、纯洁和真诚。段国超教授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执教于高校的讲台上，却把自己的寓所（书房）名之曰“鄂牛村”，当有他的深切用意。以我自己和他多年的接触来理解，这个“鄂”字，标明了他湖北人的籍贯；“牛”字，标示他的工作像黄土地上的老黄牛（也许是湖北水乡的水牛）一样的顽强耕耘的状态；而“村”字，当是他竭力把自己跟风行的学院派撇清，避免把自己的治学和研究抬进象牙塔的清醒。从《走近鄂牛村》里，能感受到他浓郁的泥土气息，顽强的执着精神，清醒的自我界定。从编辑出版《走近鄂牛村》这一纪念（庆祝）方式中，能感受到两位主编者的清脱、真诚和对父亲的尊敬与爱戴。
在段国超教授的人生框架中，他自己给其中填满的全是学术。准确地说，他所填充的学术，主要是以鲁迅研究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及相关的文化研究与涉猎。可以说，他的人生是学术的人生，他的学术，是包含着人生价值体验与追求的学术。学术在他这里不是利禄的工具而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在他而言是充满学与问、读与思、思与撰写的人生。人生与学术紧密联结，和二而一。
他为自己构建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氛围。做学问是很娇贵的事情，不具备一定的条件很难取得基本的成功。比较充裕的支配时间，好的身体、和睦的家庭、可以用作学问物事的资金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此外还得完成基本的学术积累、更要有持之不歇的学术追求乃至见贤思齐的精神冶炼。从他陕西师大毕业后到中等师范、中学任教，再到渭南师专、渭南师院的从业过程看，他要做点学问，敢于献身学术的起步是非常艰难的，可谓条件不足。但是从《走近鄂牛村》的诸多内容看，段教授正有一种持之不歇的执着，为自己在学术上开辟出属于自己的空间。他的家人为他创造出一个可以安心读书思考的小环境，他的师友为他带来诸多学术请教、交流的机遇，他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所爱选定的以鲁迅研究为核心的学术追求，使他有了一个内在的精神支撑。收入《走近鄂牛村》中的朱英国的《忆高中》和张玉林的《段国超教授的人生进路》两篇长文，集中反映了他从中学时代起不断攀登的成长轨迹。一个在条件不足的环境里凭自己苦心经营和坚持开拓撑起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氛围，无疑为学术活动的开展创造了基本的可能。这一切，在《走近鄂牛村》中能鲜明的感觉到。
他钟情的学术成就了他的人生、实现了他自己对人生的超越。王富仁教授在给段国超教授《鲁迅论稿》的序里写道：“今年（指2001年）年初，段国超先生寄来他的这部文稿，是在他一生的鲁迅研究文章中精选出来的。他在信中说：他就要退休，想把自己一生的鲁迅研究做一个小结，并希望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收到这部文稿之后，我很激动”。王富仁先生激动什么？记得当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王先生门下做进修学生，段老师电话中告诉了我王先生给他的文稿写序的事。于是我在向王老师请教之余多谈起段老师及其学术研究。王老师和段老师是同龄人，基本相同的求学和学术经历，使王老师格外理解段老师学术路上的甘苦体验。记得王老师给我说：段老师这样的人，学术几乎就是他的全部。面对一个把自己的全部押在学术上的人的文稿，王富仁先生激动的原因在于从中他感受到了其中包含的生命的涵义，也正是这种激动的情素，激发了王富仁先生对中国新文化几个层面的学理思考，在不长的时间里写出了《中国新文化的几个层面》的长篇序文。
关于段国超先生的鲁迅研究，廖子东、彭定安、黎风、张华、吴志坚、王吉鹏等鲁迅研究大家均有很高的评价见诸报刊。就段老师多年来对我学习上的指教，就我多年对段老师鲁迅研究的阅读和理解，我十多年前在《段国超先生的鲁迅研究》一文中认为：他的鲁迅研究“是学术研究冷峻的客观性与学术研究热情的当代性结合。他以尊重鲁迅、尊重事实、重史料辨析与梳理、严格把握引申与推论的限度。当初既摆脱了文化实用主义中把鲁迅奉为神明的金科玉律，又避免自己的研究陷入单一的意识形态诠释。不显山露水，不急功近利，当属传统方法中硬干和苦干的一类。这对当下鲁研界中存在的不尊重学术史重复作工炒冷饭，不从学术实际出发挖空心思做文章，不讲实效没有新意另改题目的拼凑组合，不重史料精心构筑议论崇宏而缺少实际内容的泡沫文章等现象而言，当是另一种姿态”。至今看来，我的评说仍然站得住脚。
他70年的时光都活在自己的学术里，在他七十华诞之际，给自己来了一次深情的回眸。人一生的时光是有限的，眷顾人生足迹会无限感慨。我从《走近鄂牛村》的诸多篇章和资料（特别是段老师青少年时期的照片）里，分明听到一个学人对自己人生的叩问。学术与人生，一个真正的学者永恒的命题。当学术和学者的人生发生有机关联的时候，学术就是学者的血液，学者的尊严，学者的价值和学者的雕像。
2013年4月29日 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