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约97），字任壬，会稽上虞人，他的祖先从魏郡元城迁徙到元称。《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
一柄寒芒刺重暗

　　    
　　汉朝是帝国体制的疯长期。高祖刘邦曾是“仇儒”的典范，坐稳江山之前，这个昔日的乡村无赖一见到前来求见的儒生就尿急尿频，取对方的帽子当尿壶用。这个颇具创意、羞辱“臭老九”的吉尼斯纪录，如果没有后来的“文革”，恐怕很难被打破。

　　然而坐稳江山之后，老革命刘邦对“儒”的问题上，脑袋很快开了窍，到汉武帝刘彻时，情况变得更好了，咸鱼翻身的儒生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谋为国策，儒从“尿壶”时代走向了“金盆”时代。

　　那个瘦脊伶仃、脸带桀骜之色的王充，在汉帝国的坐标上是个什么角色呢？走进其家乡上虞某茶园一角的墓地，那满眼的蓬蒿和夕阳下喳喳啼叫的小雀，已昭示了主人生前死后的清冷和寂寞。王充一生仕途蹇塞，与达贵无缘，只在县、郡、州三级衙门里任过功曹一类的属官，其职权近似当下的人事干部和考评领导小组成员，最大的官是扬州刺史府治中，相似于市长助理，“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分管文秘和纪委两摊事务。由于办事太认真，弹劾坏官得罪人，上司也不欣赏，这芝麻官只当了两年就干不下去了，从此结束了仕途生涯，回到家乡当起了专业作家。

　　王充的黄金岁月，是他有幸被地方郡县保送入洛阳京都太学学习。这太学为汉武帝时代所创建，为皇家的最高学府，是汉代的中央党校，它以儒家五经为教材，为朝廷培养大大小小的文官。王充读太学，师从班彪，班彪乃东汉高士，经学家兼历史学家，后人评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人品学问都不错。但令王充在思想上获益不浅者是另一位名噪一时的学者桓谭。桓谭官不大，一个郎官的闲职而已，著有《新论》一书，特别反对谶纬神学，头上戴有御赐的“非圣无法”的帽子，王充与他同气相求，只是走得更远，由“愤青”而成为时代的叛逆。

　　汉代儒学从“吃瘪”到“吃香”，是有内在逻辑的。原来招皇帝刘邦讨嫌的“儒”，经过依附者的扒梳和阉割，与神学接了轨，往日的尿骚味淡化成了幽香，成了一个受当权者欢迎的变种。“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成为新儒学的精髓，由此又衍生了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类的说教。这种“儒术”焉有不被“独尊”之理？

　　王充高耸眉棱下犀利的双目，洞穿的正是这种虚妄与伪曲。

　　汉帝国从开国始一直笼罩在迷信的魅影之中，这大概与一个草根家族、一个泥腿子当皇帝缺乏自信有关。

　　王充经历东汉光武帝至和帝四朝，凭“符瑞图谶”起兵且果然光复了汉家江山的光武帝，屁大一点的事他都要谶纬一番来决定。有一次，他要造观天象的灵台，就对近侍郎官桓谭说：“我想以谶来选定地方，你以为如何？”桓谭是谶纬的反对派，多次上书严批谶纬谬论，听了皇帝的问话，没好气地说：“我不谈谶这类东西。”光武帝耐着性子问：“为什么？”桓谭说：“这不是正经的东西，是迷信的把戏。”光武帝听了气得脸色如猪肝，喝斥桓谭“非圣无法”，拉下去斩了。后桓谭叩头谢罪，深刻检讨，光武帝捡回了面子，脸色才由阴转多云，桓谭保住了一条老命。

　　这样乌烟瘴气的朝堂，这样一群上下说神道鬼的君僚，死要当官活受罪。桓谭不久被轰出京城，死于赴任途中。王充把对自己所敬重的前辈思想家的褒评与对现实的批判，付诸了笔端，写入了他的《论衡》。

　　《论衡》实质是一部檄文，一部以无神论讨伐谶纬

　　神学的大批判书。

　　今天，当我们看到犬儒主义肆行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莫名的悲哀。其实二千多年前，犬儒是和帝国一道孽生和成长的寄生物。秦相李斯曾坦言：人生如鼠，不在仓，则在厕。呆在体制内的粮仓吃粮好，还是在野的茅厕里扒粪好，这道选择题人人都会做，在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你想要“在仓”，只要放弃独立见解和个体尊严，附上、唯上即可。在两汉，你为人臣，只要人不人、巫不巫、妖不妖便是，这样一定能和当今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王充33岁即写《论衡》，一直写到70岁。就是说，他一边在基层当小官，一边早与当时的主体思想干上了，这种叛经离道、唯追求思想和精神自由的角色，你还指望他进步吗？指望他能位极人臣吗？

　　拭看《论衡》，这确如一柄寒芒四射的利剑，它的要核是唯物、无神，一切皆有自然规律。这位孤独的舞者认为，“天地，含气之自然也”，“天道无为”。天，绝不是什么神，根本没有意志和欲望。他形象地说：天无口目也，口是生来吃的，目是生来看的，内有欲望才有外部器官，无嘴无眼的天，于物无所求索，也就无所为。他酷批皇帝为天子之说。汉代传说高祖刘邦是其母与龙交媾而生的神人，王充反驳说：雄马与雌牛，雄雀与雌鸡，都不能交合，原因是种类不同，龙与人也是异类，龙怎么和人作爱呢？说到这里，王充兴犹未尽，又挖苦说：“子性类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会打洞。刘邦如果是龙生的，怎么不像日他娘的爹爹那样，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呢？

　　这类抨击近乎在刨皇家刘氏的祖坟了。

　　东汉经过王莽之乱，神经更脆弱的光武帝不仅要“受天之佑”，还要“享鬼神之灵”，于是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拜鬼神的运动，由他钦命应祀的鬼神达千余种。他之后的章帝继续发扬光大，即位后发文宣布：“山川百神，应祀者未尽。其议增修群祀宜享祀者。”进一步扩大祭鬼神的名单。世间到底有没有鬼？王充对此作了这样尖锐的回答：“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既然无鬼，一切信鬼、怕鬼、敬鬼的行为就荒唐可笑。可悲的是，王充自己的故乡会稽也后院起火，史书记载：“会稽多淫祀。”集权社会下的思想灾难，任何角落都不能幸免。

　　哪壶不开提那壶，哪里是要害往那里扎，王充的《论衡》让一切帝王和王权的追随者们如骨鲠在喉，“攻之者众”自然不足为怪。直到清朝他还被追杀，乾隆看了《论衡》后御批：“刺孟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这位辫子皇帝把光武帝给桓谭的帽子复制了一顶，又往死里紧了紧尺寸，戴到了王充的头上。可惜他的屠刀已无法加害一个遥遥古人。

　　公元97年，伟大的无神论者王充在故乡的一抔黄土中安息。他以自己的膏血，点亮了人类一盏摇曳但不灭的思想之灯。

　　《剑桥中国史》把王充与公元前55年逝世的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相提并论。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说：像王充这样强烈提倡科学自然主义世界观，在欧洲要来得晚得多。

　　确实，王充这位思想界的独行侠，他用无神论的重剑把帝国的天幕搅了一个大洞，从上面洒进的科学之光如霍霍闪电，把下面舞台上扮演神相的专制寡头以及沐猴而冠的小丑，统统打回了原形。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转载来源：2010年8月11日 《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