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致 中

大半年来，时常在两个校区奔来奔去，乘车路过闹市区×××中学和××幼儿园时，发现两校大门双侧围墙上张贴了一排古传的《二十四孝图》。起先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步行至两校大门口，才证实自己并没有看走了眼，随手拍下24张照片，记录一时一地的社会风气罢。

《二十四孝图》（元代郭居敬著《二十四孝》，后人配图）是民间广为流行的幼学启蒙读物。它从解读儒学经典《孝经》入手，讲述孝文化的理念与精神，它把一个人对生身父母的孝爱，提高到至高无上、绝对不二的地步。即使舜的父亲、继母和异母弟几次三番想害死舜，他也毫不记恨，照样恭顺父亲，友爱兄弟，因而“孝感动天”，帝尧不仅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还选定他做帝位继承人（《孝感动天》）。《孝经》强调“孝”是“至德要道”，突出“孝”的教育“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把“事亲”、“忠君”、“立身”置于同等地位，这就为后世封建统治者大肆宣扬“移孝为忠”、“以孝治天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孝经》和《二十四孝图》过分强调愚孝愚忠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甚至把愚孝愚忠的士子视为道德楷模，这就必然忽视人的独立意志，束缚人性自由，扼杀人的创新精神，阻滞社会改革的进程。

诚然，“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四孝图》中确有情真意切、生动感人的孝亲故事。例如，子路早年家贫，自己吃野菜充饥，却从百里外背米侍奉双亲（《百里负米》）；陆绩六岁时随父亲去袁术家里做客，却惦记着母亲，要带两个橘子给母亲尝尝（《怀橘遗亲》）；黄庭坚身居高位却每天晚上替母亲洗刷便器，竭尽孝诚；汉文帝母亲卧病三年，每天亲口尝过汤药后才给母亲服用（《亲尝汤药》）；朱寿昌弃官去陕西寻找失散50多年的生母，终于在陕州找到7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弃官寻母》）；此外还有扇枕温衾、鹿乳奉亲、行佣供母、乳姑不怠……，这些故事主人公仁爱天下、孝敬亲慈、敬畏天地的美德，在关注个性全面发展的前提下的确值得我们世代传承，大力发扬，在礼崩乐坏的今天，尤其具有积极的教化意义。

不过，我们讲“孝”道，绝不宣扬愚孝愚忠、“移孝为忠”的旧观念，更不是维护君臣父子、长幼尊卑的旧秩序；新的时代条件下，“孝”道的要义应是仁者爱人，爱心反哺，报答父母亲的跪乳之恩。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不好过度夸大《孝经》、《二十四孝图》的道德教化作用，好像它真的成了“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挽救社会颓败风气的灵丹圣药，传统“孝”道的消极影响千万不可小觑！90多年前，鲁迅等“五四”先驱者对“孝”道的批判，主要也是扬弃其愚孝愚忠的糟粕。鲁迅说：“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孝顺”本来是传统美德，如若发展到“长者本位”的极致——愚孝愚忠，就不好了。所以鲁迅在《朝花夕拾》里面，忆述幼时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时说：“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扇枕’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鲁迅对24个教孝故事并不一笔抹杀，但他特别举出“卧冰求鲤”、“老莱娱亲”、“郭巨埋儿”等，揭露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忍，提醒我们不可忽视《二十四孝图》对国民精神的腐蚀与毒害。

《卧冰求鲤》图说琅琊人王祥的继母患病，想吃活鲤鱼，顾不得天寒地冻，他解衣卧于冰上，冰凌融化，跳出鲤鱼，继母食鱼后果然病愈。鲁迅打趣道：“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埋儿奉母》图说晋代人郭巨家道中落，喜得一子，却担心养了儿子不能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量埋掉儿子，省些粮食给母亲吃。所幸地下挖出黄金，既可孝敬母亲，又能养育小儿。鲁迅调侃说：“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将“肉麻当作有趣”的《戏彩娱亲》。相传楚国隐者老莱子对父母至孝，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还穿著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讨父母开心。有一次给父母送水摔一跤，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娃娃哭，引得二老大笑。鲁迅说：“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其实，不光鲁迅举出的几则故事显得虚伪残酷，此外诸如八岁的吴猛夏夜为了父亲安眠，竟裸身坐在父亲榻前任蚊虫叮咬而不驱赶（《恣蚊饱血》）；十四岁的杨香竟能掐住猛虎的咽喉，从虎口里救出父亲（《扼虎救父》）；丁兰在父母过世后用木头刻成双亲雕像事之如生，其妻针刺木像，使手指流血，遂将妻子休弃（《刻木事亲》）；王仪的母亲在世时怕雷，每当雷声响起他就跑到母亲坟头跪拜哭泣，请母亲不必害怕（《闻雷泣墓》）等等；也大悖于情理，显得荒诞而矫情。

鲁迅说他小时候听人讲过“二十四孝”故事后，“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他抨击此类图文“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重读鲁迅的《二十四孝图》，感到老先生的批判并没有过时。

如今，这套被鲁迅和许多“五四”巨匠批判过的“二十四孝”图，居然被贴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标签，被不加分析、堂而皇之地贴在通衢大道和学校门口，请问学校和教育部门的主管你们是怎么想的？难道这些散发着腐儒气息，泯灭个性意志，培养奴隶顺民的孝道故事，可以替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吗？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到底是锐意创新大踏步前进了，还是因循守旧拉车屁股向后退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