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云伟 刘增人

[内容摘要]2013年鲁迅研究依然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势头，在平淡从容中出现了诸多热点和亮点。王彬彬、祁晓明、李宗刚、刘俐俐皆对鲁迅小说发表了极为精彩的看法。张洁宇的《野草》研究，王富仁的杂文研究，刘东方的诗歌研究，汪卫东、符杰祥的鲁迅作品整体研究，皆有其新颖独到之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为：鲁迅的当代价值与意义、鲁迅与列宁主义、鲁迅与国民性、鲁迅与革命、鲁迅与瞿秋白、鲁迅的精神特质、鲁迅与中外文化、鲁迅的接受与传播等，钱理群、汪卫东、孙郁、李冬木、姜异新、王彬彬、张钊贻、古大勇等的文章皆堪称优异之作。中岛长文的鲁迅生平研究，黄乔生的鲁迅与学术研究，崔云伟的鲁迅与美术研究，冯光廉的鲁迅研究之研究，皆能予人以新的感受和认识。

[关键词]鲁迅，作品，思想，生平，学术，美术，研究之研究，述评

一 鲁迅作品研究

1．鲁迅小说研究

2012年，李冬木发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①，认为鲁迅《狂人日记》的主题来自于日本学者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本年度，王彬彬、祁晓明分别撰文《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②和《〈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知识背景》③，同时对之提出质疑。

王文认为，李冬木要完成上述证明，就要同时做两件事：让鲁迅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脱钩和让鲁迅与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挂钩。事实上，李冬木所谓《国民性十论》在周作人著作中留下了“指南”的痕迹，也只是一种主观臆断。就算周作人读过并受《国民性十论》的影响，也不意味着鲁迅读过并受其影响。如果非要说周作人买过，鲁迅就读过，这样的逻辑太过牵强。至于鲁迅有没有读过《通鉴》，按照李文的逻辑，还要进一步查考周作人藏书中有无《通鉴》，而这一块李文却没有加以证明。王文同时认为，李冬木所作的研究、考证，其实假定了这样一个前提，即：有关中国历史上人吃人的记载，只存在于两种书中，一种是中国的《通鉴》，一种是日本的《国民性十论》；鲁迅只能从两种中的一种中获得中国人吃人的信息，二者非此即彼。但这样的前提，是绝不成立的。仅以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关于《狂人日记》成因的说明为证，即可知，中国古代的笔记、小说、野史、正史、诗歌等作品中，有许多对于人吃人的叙述、记载，鲁迅从少儿时代起就很熟悉这些叙述、记载，这使得鲁迅形成了“礼教吃人”的思想，并成为《狂人日记》的主题。鲁迅关于“吃人”的知识完全来自于本土书籍，与日本的《国民性十论》没有关系。正视鲁迅所受的异域影响是非常必要的，夸大这种影响却是不必要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实证的研究方法，固然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是，实证也很容易变成“虚证”，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谬误。

祁文则明确指出，日本的“食人”言说，肇端于江户前期的原益轩，完成于江户后期的古贺侗庵。由中国历史上的“食人”以阐释中、日文化差异，也是江户各个时期儒学、国学者们的常谈，并为明治时代的学者所继承，构成了日本“食人”言说的知识背景。无论是对《资治通鉴》等文献中“食人”事例的发现，还是将其导入国民性的阐释，都是江户时代“食人”言说的延续和发挥。李冬木关于鲁迅《狂人日记》“吃人”意象是在明治时代“文明开化”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之有决定性关联的推论，不能成立。对《狂人日记》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文贵良④等。

鲁迅曾自言《孔乙己》是他最喜欢的一部小说。李宗刚⑤从父权缺失的视角出发，认为孔乙己的形象世界，恰是鲁迅关于“铁屋子”的一个文化寓言写照：即孔乙己这样的文化承载者，在既有社会秩序已经紊乱的情形下，尤其是在父权缺失的历史机缘下，如果不能从文化心理上、物理空间上走出既有的人生的“缰域”，而是依然生活在“铁屋子”里，其结局只能是悲惨地死去，并由此成为自己所坚守的文化的牺牲品和旧时代的殉葬品。张全之⑥则充分肯定了孔乙己身上那种强烈的读书人的“身份意识”。

刘俐俐⑦则从整体上对《故事新编》做出了精彩的解读。她认为，首先，鲁迅看重故事，且看重古代典籍中的老故事，并创造性地将典籍故事放入新编故事中以获得作者所要的意义。其次，鲁迅既借用典籍又突破典籍的束缚，将若干个典籍材料相互组合使用以“新编”故事，且具小说艺术特性。再其次，从中国小说发展的虚拟一脉来看，《故事新编》是我国从神话到传说，经先秦寓言，再经唐宋传奇和明清《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至现代的代表，可用传奇文体概括之。为了实现传奇体小说的奇幻特性，鲁迅在小说人物、情节、古今语汇夹杂、时空倒错等方面做了大胆尝试。最后，从《故事新编》意义发生方式考察，得出此作的特殊文本程式，导致文本没有阐释边界、属各时代读者、意义多向等特性，这正是后现代意义发生的方式。《故事新编》凭借如上艺术的创造性，显示出讲述和倾听(书写和阅读)故事，是人类的本能性现象，故事始终蔓延和传递于口头与作家文学中，人类借对意义的需求与故事始终相伴。对《故事新编》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王泽龙、龙永干、张闳⑧等。

2．《野草》研究

张洁宇⑨认为，作为文学文本的《野草》，不仅是一部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散文诗作品，是鲁迅自我心灵最真实的“自画像”，同时也是鲁迅在写作中思考、尝试、寻求突破的过程的真实反映。在“现实的”、“内心的”和“文学的”三重“真实”中，作为作家的鲁迅，关注的焦点最终还是落实在了“文学的真实”上。作为鲁迅“写自己”的特殊文本，《野草》以最隐晦的方式写出了最深切的真实，是鲁迅文学性写作中的一次“假中见真”的尝试。鲁迅以“写作”作为斗争与实践的方式、作为生命与生活的实践方式，他的生命几乎是与他的写作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与真”的问题在他这里已不仅是一个艺术问题，而成为了一个熔铸着写作者生命与写作的特殊的哲学追问。该文不同于以往《野草》研究中侧重对鲁迅内心痛苦的揭示，更关注于鲁迅在写作中的困境、怀疑、追问和突破，并关注他如何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独特的写作经验与成功的文本实践，首次表明了鲁迅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不仅在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思想认识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更在文学写作的层面上开创了一种现代性质的个性化写作风格。对《野草》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任毅⑩等。

3．杂文研究

王富仁11认为，从《青年必读书》中“正文”和“附注”（王文误为“附录”）写作重心的互移与互换来看，《青年必读书》的结构实际上是对常见文章结构的一种颠覆，是一种“反结构”。这种结构的功能，在于它扬弃了中国知识分子向来的读书为文的观念，而暗示了一种新的读书为文的观念。只要我们认为当今青年读书的意义是为了更多地了解人生，丰富自己的人生经验和人生知识，提高自己人生的自觉性，从而改善自己的人生，只要我们承认当今青年所面对的是“社会人生”，是“实人生”，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只要我们不是从“面子”上着眼，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说中国的“好话”，只能说外国的“坏话”，而是真正从关心当时知识青年成长和发展的角度，那么，我们对于鲁迅所说“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也是不难理解的。既然鲁迅认为青年读书的意义主要在于丰富自己的人生知识和经验，主要在于能够接触人生，想做事、会做事；既然鲁迅认为读中国书“就沉静下去”，不想做事，也不会做事；既然鲁迅认为读外国书“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那么，鲁迅认为中国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不也就是顺理成章的吗？《青年必读书》虽然短小，但却不只是，甚至也主要不是一个判断，一个结论，不是仅仅告诉我们要“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而是一个具有自己的所指和能指的全部内容的“结构”。它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因而也是有自己的动能的，是在当今中国青年成长和发展需要的基础上通过这种需要得出的一个具体结论。《青年必读书》就其自身形态而言，本身就呈现出与“文化爱国主义”相对峙、对立的状态，就是对于文化爱国主义以“中国书”、“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文化观进行的一次公开的挑战。《青年必读书》不但充分呈现了鲁迅的“自己的经验”，同时也暗示着一个自己的论敌；不但表现了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文化观，同时也隐含了它的对立面——文化爱国主义的文化观。二者通过对立相得益彰、通过辩驳相互发明，从而大大拓展了《青年必读书》的思想内涵。时世不论发生怎样的变化，外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但《青年必读书》所昭示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理念则是不变的：青年应该看哪些书？“要少——或者竟不——看”那些让你“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书，“多看”让你“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的书。对鲁迅杂文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温儒敏、孙海军12等。

4．诗歌研究

刘东方13认为，从新诗诗体建设和当下诗歌的生存困境出发，我们更应该充分理解和重视鲁迅的新诗观，用包容和谐的观点看待诗体建设中的“散文化”与“格律化”、“精英化”与“大众化”的倾向，尊奉“应有韵，宜宽松”的原则，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摸寻现代汉语的押韵、平仄规律，建构当下诗歌的诗体规范，同时，继承古代歌诗的传统，创作“能唱”的诗歌，为当下诗歌插上音乐的翅膀，建构具有浓郁的“歌性”特征，易于为大众所接受，便于传播的新诗体式，从而使新世纪诗歌的韵律更加鲜明，歌性功能更加完美，诗意乐意相辅相成，从而增强诗歌的艺术感染力，扩大诗歌的受众面积，使其既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又有较高的诗学品味，真正能够像鲁迅所期待的那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或许就是鲁迅的新诗观对当下诗歌的启示意义。对鲁迅诗歌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吕周聚、马芳14等。

5．鲁迅作品整体研究

汪卫东15认为，五四是晚清以来思想运动、文学运动和语言运动的合流。同是思想到文学的路径，陈独秀、胡适与鲁迅对文学内涵的考量未必相同。鲁迅日本时期对文学的抉择，展现了对文学的深远愿景及全新想象：一、文学是一个终极性的精神立场；二、文学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这一文学立场，十年后汇入五四文学革命，使内蕴不深的陈、胡方案，增入了深度精神内涵。鲁迅文学以其典范效应，确立了二十世纪中国“严肃文学”的范式，文学作为一种行动，深度参与了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并与启蒙、革命、政治等发生了复杂的纠缠。鲁迅至高的文学立场及其影响，亦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然于当下处境追问文学何为，其文学终极立场，可能又是寻求文学新的合法性的值得呵护的资源。

符杰祥16则认为，通读鲁迅不同时期的纪念文章，会发现一个有意味的修辞现象：鲁迅常用的纪念文字是“记念”，而非约定俗成的“纪念”。作为一个文学启蒙者，鲁迅的“咬文嚼字”不仅仅是一种以语法精密为现实任务的先锋实验，而同时也是一种以启蒙效应为最终旨归的修辞艺术。在“纪念”成为通行语的中国，鲁迅还要坚持日本语的“记念”，主因有二：其一是“硬译”路线，其二是“小学”背景。鲁迅在纪念文章中选择何种修辞方式，是由具体的修辞情境来决定的。在表达内心深处的个人记忆时，鲁迅倾向用自己所喜欢的“记念”，在代表社会角色作集体发言时，鲁迅一般用约定俗成的“纪念”。这种语词分用现象在鲁迅的纪念文章中，表现为“回忆记”与“纪念文”两类不同的文体风格。对鲁迅来说，不受“纪念文”形式约束、自由抒发情感的“回忆记”，是更贴近其独立思想与文学心性的。

二 鲁迅思想研究

1．鲁迅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鲁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强烈地希望他以及他所创造的文字，在无情的历史进化中共同消失17。可是，在今天，他的文字以及在他的文字中所蕴藏着的无限丰富的思想，却仍然没有从现代中国人的心中疏离乃至远去。鲁迅和他的思想仍在世人的争议里，活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

钱理群18认为，鲁迅在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当中，是处在边缘位置，他始终是少数也是异数。鲁迅是中国思想中现代文化的一个建构者，同时又是解构者。这在中国思想界是非常之少的。鲁迅在今天的意义可以概括为三个“拒绝收编”：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一切文化体系收编，也不想收编他人。鲁迅在今天的中国，是特别稀少的。当一个人倒霉的时候，一个人处在绝境的时候，就是接近鲁迅的最佳时期。鲁迅始终关注人的精神问题，这在当下中国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在这个社会批判能力基本没有了。我们不仅不能把鲁迅、胡适对立起来，也不能把鲁迅和孔子对立起来。鲁迅当然也有他的根本弱点。鲁迅的局限，可能就是中国文化的局限。如果他有毛病或不足的话，可能是中国文化本身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真要对鲁迅进行批判，就很有可能要涉及到对整个中国文化的重新反省，这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

汪卫东19则认为，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鲁迅生存于艰难现代转型的20世纪中国，他面临的时代共同问题是救亡图存和现代转型，面对这一时代共同难题，其所关注的，是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故提出“首在立人”、“尊个性而张精神”，并试图通过引进崭新的文艺，为现代精神的形成提供深度资源。20世纪，并没有随着21世纪的到来而结束，中国仍然处在近代以来艰难的现代转型之中，鲁迅曾经面对的共同时代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问题，而且，随着中国现代转型的进一步深入，其所揭示的现代转型的精神基础问题，越来越成为关键。在这一现代转型中，以批判国民性为核心的鲁迅思想与文学，仍然是我们有待进一步发掘的现代精神资源。对鲁迅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黄健、张富贵20等。

2．鲁迅与列宁主义

孙郁21指出，鲁迅与列宁主义有其相似之处：一、社会学的批评眼光；二、“不断进击”的思想；三、国际主义情怀。但鲁迅与列宁主义只有交叉之处而不在共同的路径上。在审美的领域，鲁迅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他最欣赏的俄国知识分子与列宁有许多区别。在思想的深处，鲁迅与强制主义的文化也有着相当的距离。第一个把鲁迅的价值定位在列宁主义话语中的是瞿秋白，他参照了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的批评，把列宁主义思维用在对鲁迅的描述上。毛泽东继承了瞿秋白的思路，强化了鲁迅身上的这一色彩。在列宁主义覆盖中国社会的时候，这种对鲁迅的描述集中到列宁主义的话语之中的作法是一种错位。理解鲁迅，如果不保持与列宁主义的距离，他的面孔可能永远是政治化的。作为左翼文化的斗士，鲁迅的民间性意味远远超出政党文化的价值。他赞佩革命，但保留着温情；抵制自由主义，可是依然保持心性的自由；嘲笑超阶级的文学妄念，但也照例有着纯粹的精神顿悟；主张大众化，却也不放弃表达的智慧。鲁迅具有政治性、革命性的价值，但他不是政治家。他进入了时代的漩涡之中，却又超然于时代之上。从泛政治化的语境走出，以非列宁主义的眼光看鲁迅的政治品格，倒是更能窥见这个思想者的隐秘。

3．鲁迅与国民性

李冬木《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22认为，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4．鲁迅与革命

姜异新23认为，我们不能用鲁迅的辛亥经历这样的传记材料来评价其虚构的辛亥故事的优劣，同样，鲁迅的辛亥故事也不能供作撰写鲁迅传记的文献资料。小说家鲁迅不是任何人的发言人，甚至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发言人。他不以在小说中发现和传播自己的启蒙与革命思想作为主要职责，而是通过艺术手段促使读者觉察周遭的事实，因而，我们所要关注的不应该是鲁迅对已知历史的体认，而是其艺术的洞察——让我们看到视而不见的东西。对于鲁迅而言，辛亥是激发他创造性和形成独特小说风格的重要资源。鲁迅的辛亥故事不是自传，不是史实记录，纯粹是鲁迅式幻想，是特殊的鲁迅式晶体。“看与被看”、“吃与被吃”是鲁迅在叙述自己的辛亥故事时所创造的丰富隐喻。通过它们，鲁迅促使辛亥经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审美经验，国民性终于被审美地觉知。对鲁迅与革命作出精彩解读有还有汤山土美子、胡梅仙、刘明明24等。

5．鲁迅与瞿秋白

孙郁25认为，瞿秋白对鲁迅的引力，固然有政治的因素，但他喜欢的却是其身上的文人气，真而新鲜，有别样的思想在。鲁迅没有政党文化的经验，也与瞿秋白的政治经验相隔膜。但是，鲁迅希望借助瞿秋白的思想，根除自己旧的精神形态，从黑暗里走出。在许多方面，瞿秋白的观点启发了鲁迅，或者说强化了鲁迅的某些意识，也促进了其左转的过程。可以说，瞿秋白对晚年鲁迅的影响，改变了文坛的一种色调。鲁迅因其文字对俄国既有了深刻的了解，但也出现了诸多的误读。在当时的情况下，鲁迅不可能分辨出苏俄文化的根本性内涵，对政党文化内部问题的了解也处于空白状态。鲁迅只能在两极文化的经纬里选择，早期的复杂的文化判断理念被一种紧张的文化冲突代替了。我们应当看到鲁迅晚年悲剧性道路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自己和同时代人的选择是一种必然，他们被更大的看不见的手操纵了。在那样的环境下，鲁迅也许只能如此，要他跳出历史的语境，其实是大难的。对鲁迅与瞿秋白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聂国心26等。

6．鲁迅的精神特质

王彬彬27认为，鲁迅喜爱月亮，喜欢月夜。《狂人日记》、《秋夜》等作品中某些对月亮的描写，其实是写作之夜对月亮的写实。鲁迅北京前期的日记中，常常有对月亮的记述，不少作品中也在关键处出现月亮。鲁迅喜爱月亮，尤其喜爱雨雪阴霾之后出现的缺月、残月。在鲁迅的语境里，月亮往往意味着希望、温暖、爱，也象征着理性和光明。考察鲁迅对月亮的感情，可让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感受到鲁迅的性格、精神、心理中温软、阴润、柔弱的一面。我们对鲁迅性格、精神、心理中坚硬、强大、阳刚的一面研究已经很多，但只有既看到鲁迅的坚硬、阳刚、强大，同时也看到鲁迅的伤感，感受到鲁迅的温软、阴润、柔弱，才是对鲁迅更全面、更准确的理解。对鲁迅的精神特质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张克、刘超28等。

7．鲁迅与中外文化

鲁迅以打倒“孔家店”著称，但又被誉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张钊贻29认为，鲁迅对孔子和儒家有批评也有赞誉，他的思想继承了儒家关心国家人民的情怀和处事“诚”的态度。鲁迅对儒家的批评，实际上集中在“后之君子”将“诚”转变成诈伪，以及后来权势者树立儒家以巩固自己权力，而“聪明”人利用儒家为“敲门砖”以谋私利，实际上背离了儒家原来理念。鲁迅抨击这些权势者和“聪明”人显然不能证明他是彻底反孔和反儒。不过，鲁迅到底跟传统儒家并不完全一致，出于培养国民独立的个性和自由的思想的需要，他反对树立偶像。

鲁迅关注果戈理达三十年之久。孙郁30认为，果戈理之于鲁迅，不仅是打量国民性问题的参照，也是智慧表达的引导者。在摄取俄国作家的资源时，鲁迅的问题意识一直缠绕在当下中国的矛盾之中，也纠葛着历史的难题。面对灰暗的存在，他和果戈理一样，不都只是控诉，还有超脱于苦难的从容和俯视。叙述者不但承担着道德的义务，还有对非道德世界的多样性的理解。较为难得的是，在面对果戈理遗产的时候，鲁迅一直以悖论的笑意，拷问存在的意义，像果戈理那样成为度苦的智者。对鲁迅与中外文化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符杰祥、陈相因、魏韶华、李林荣、李春林、谭桂林31等。

8．鲁迅的接受与传播

古大勇32认为，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产生多部新文学史著作中，鲁迅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于鲁迅的整体评价，大陆的文学史家无条件地认同毛泽东的“鲁迅论”，一起加入到时代性的“神化鲁迅”的集体合唱中去，台湾则出现“矮化”、“丑化”鲁迅倾向与客观评价鲁迅倾向相互并存的局面；对于鲁迅的小说和散文(诗)的评价，在整体肯定的背景下，大陆多呈现出以“战斗性”、“反封建”为基本内涵的一元化阐释趋向，台湾则表现出相对多元化的阐释；关于鲁迅杂文的评价，台湾和大陆呈现出毁多誉少的评价和“一边倒”式肯定的差别；另外，两岸史著中分别存在着基于不同意识形态目的对鲁迅及其作品的“附会式”阐释；最后，两岸史著中存在一个具有不同内涵的评价鲁迅的“两段论”现象。对鲁迅的接受与传播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徐纪阳、古远清、李相银、妥佳宁33等。

三 鲁迅生平研究

1989年2月20日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在写给鲍耀明的一封信中，说他的舅舅羽太重久1923年7月在北京八道湾居住时，亲眼看到“‘哥哥’（笔者注：即鲁迅）与弟妹（笔者注：即羽太信子）在榻榻米上拥抱在一起”，第二天又把此事告诉“弟弟”（笔者注：即周作人），这才发生了兄弟失和事件。由此，羽太重久就成了周氏兄弟决裂原因的现场目击证人。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的？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34考证，这仅仅只是一个谣言。据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中岛发现，重久在1919年8月至1922年7月确曾在北京八道湾周家居住三年左右，但是他在1922年7月之后就回国了，当他再次来到北京时已是1923年的年末，而周氏兄弟失和事件发生于1923年7月18日、19日。由是观之，这时远在日本的重久是不可能作为目击证人亲眼看到鲁迅与羽太发生亲密关系的。发生七月事件之后，在周氏兄弟各自的日记里重久也没有出现，也没有他从日本来北京的记载。那么，重久为什么又会被当作意外事件的目击证人呢？中岛认为有如下原因：第一，他几次长时间作为周家门客。第二，这种说法的出现，并不那么早，大约是在日本战败以后。第三，与战后的历史很有关系，而这对鲁、周两家影响很大。对鲁迅生平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夏济安、邱焕星35等。

四 鲁迅与学术研究

黄乔生《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36通过介绍鲁迅一生尤其是厦门广州时期在作家和教员即文人学者之间的职业选择，说明文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与文化传统、文化心理的关系。从鲁迅在职业选择过程中对文人学者之间的异同的思考及后人对鲁迅在文化史上的身份的认定，揭示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矛盾的状态。论者认为，文人学者的分别，大而言之，是文化选择、人生选择问题，是人生观和世界观问题。讲鲁迅一生身份认定，是要给他一个总体的评价。从鲁迅一生的业绩来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括鲁迅的一生，他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学者。当然，也应该有主次之分，即：以文学家的鲁迅为主，学者的鲁迅次之。最近十几年的鲁迅研究开始更多地将后者凸显出来，更多地强调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深刻的联系。对鲁迅与学术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顾农、周钧韬37等。

五 鲁迅与美术研究

崔云伟近年来一直从事鲁迅与美术研究。他的《人在世界中——关于鲁迅与罗丹的生存论思考》38认为，“人在世界中”是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中的基本命题。正是在对生存论思考这一点上，鲁迅和罗丹达成了高度的精神契合和思想会通。《地狱之门》体现了人的沉沦在世的非本真生存状态。“荒原”和“铁屋子”则是鲁迅笔下象征着日常此在沉沦在世中的“世界”的两个典型意象。《狂人日记》中的“我”是和“他们”这些“庸众”相互对立的“独异个人”。《颓败线的颤动》和《老娼妇》皆由“畏”的展开进而引发“思”的澄明。《墓碣文》揭示出一种人无法抽身日常生活，也无法摆脱沉沦着的世界的悲哀。《兔和猫》进而涉及到一个“存在的被遗忘”的生存论主题。罗丹在《加莱义民》中体现了一种“向死存在”的生存勇气。面对死亡，“过客”所念兹在兹的仍是本真的生存。作为诸种可能性的化身，他始终处于担心再次陷入沉沦的无限焦虑之中。鲁迅在其晚年表达了浓郁的存在之思：这世界存在着，而且这存在着的世界都和“我”相关，“我”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中，“我”还并未沦亡。这是国内第一篇全面论述鲁迅与罗丹精神相遇的论文。同时，也首次从生存论的视角出发对于鲁迅与罗丹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对鲁迅与美术作出精彩解读的还有窦亚杰、沈伟棠39等。

六 鲁迅研究之研究

研究述评是一种重要的学术文体，具有独特的文体规范和多重的价值功能。冯光廉40认为，研究述评从内容结构上看，主要包括“述”和“评”两大部分。“述”是“评”的基础和依托，“评”则是“述”的提升和深化。其价值功能主要有：（一）学术研究的导引。研究述评所提供的翔实而丰富的资料信息，所总结的学术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所揭示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所预示的发展前景，对于学术研究具有先导的价值和启示的意义。（二）学术史研究的基础。研究述评在资料信息的收集，研究过程的梳理，论著的介绍，学者的评价，规律的探讨，经验的总结，问题的归纳，成因的分析等方面，都对学术史的研究和撰写具有直接的参照作用。（三）人才培养的有效方法。（四）广泛的应用文体。研究述评的写作难度主要有：翔实而全面的资料收集整理；准确深刻的理论评析能力；学术史的修养；公平公正。概之，研究述评的写作实系一件极其严肃的工作，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学术素养，投入巨大的学力。我们要理解述评撰写的艰辛，尊重作者的劳动，感谢他们为自己提供了诸多方便。

注释：

①李冬木：《明治时代“食人”言说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②王彬彬：《鲁迅研究中的实证问题——以李冬木论〈狂人日记〉文章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③祁晓明：《〈狂人日记〉“吃人”意象生成的知识背景》，《文学评论》2013年第4期。

④文贵良：《语言否定性与〈狂人日记〉的诞生》，《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

⑤李宗刚：《父权缺失与孔乙己的人生悲剧》，《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4期。

⑥张全之：《中国读书人的两种角色：“主子”与“戏子”——重读〈孔乙己〉》，《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⑦刘俐俐：《鲁迅〈故事新编〉故事与小说的人类学思考》，《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2期。

⑧王泽龙、王建雄：《论鲁迅〈故事新编〉的叙事策略》，《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龙永干：《〈铸剑〉：鲁迅“复仇”话语的创造性书写》，《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张闳：《王者归来：鲁迅〈铸剑〉中的符号游戏与复仇政治学》，《上海文化》2013年第6期。

⑨张洁宇：《诗与真——〈野草〉与鲁迅的“写作观”》，《文艺研究》2013年第3期。

⑩任毅、陈国恩：《〈野草〉：焦虑及反抗哲学的实现形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11王富仁：《语言的艺术——鲁迅〈青年必读书〉赏析》，《文艺争鸣》2013年第7期。

12温儒敏：《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孙海军：《“精神”的发现与高扬——论鲁迅早期五篇文言论文的内在逻辑》，《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13刘东方：《鲁迅的新诗观与新诗诗体建设》，《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8期。

14吕周聚：《论鲁迅的诗学观及其对新诗发展的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2期。马芳：《鲁迅诗歌中的楚辞意象》，《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7期。

15汪卫东：《文学的五四、文学的世纪与“鲁迅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16符杰祥：《鲁迅的纪念文字与“记念”的修辞术》，《文史哲》2013年第2期。

17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1卷第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8钱理群：《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鲁迅》，《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4期。

19汪卫东：《21世纪，还需要鲁迅吗？》，《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0黄健：《鲁迅的“独异”和“自成品格”》，《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21孙郁：《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

22李冬木：《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李冬木本年度发表的与鲁迅与国民性相关的论文还有：《“国民性”一词在中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国民性”一词在日本》，《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3姜异新：《经历·书写·虚构——鲁迅的辛亥与国民性经验的审美生成》，《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24汤山土美子：《开拓“平民的时代”：鲁迅晚年思想中的“弱者”概念的特点与思想意义》，《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胡梅仙：《在革命与不革命之间的鲁迅(1927—1936)》，《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刘明明：《拯救与毁灭——高尔基和鲁迅通往革命之路的比较》，《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4期。

25孙郁：《瞿秋白对鲁迅的影响》，《东吴学术》2013年第4期。

26聂国心：《鲁迅与瞿秋白文学思想的差异》，《文艺研究》2013年第7期。

27王彬彬：《月夜里的鲁迅》，《文艺研究》2013年第11期。

28张克：《反抗与浸染：鲁迅与怨恨》，《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期。刘超：《鲁迅的生死自觉》，《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0期。

29张钊贻：《打倒“孔家店”的“摩登圣人”——鲁迅对孔子和儒家的复杂态度》，《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1期。

30孙郁：《鲁迅与果戈理遗产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31符杰祥：《“道”与“路”的千年困结——鲁迅对中国士文化传统的现代性批判》，《福建论坛》2013年第2期。陈相因：《疯狂的前奏曲：初探果戈理与鲁迅作品的“黑暗世界”》，《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魏韶华：《购读兴趣的延续与鲁迅的“精神本体”——鲁迅藏书中的索伦·克尔凯郭尔和列夫·舍斯托夫》，《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6期。李林荣：《鲁迅“尼采”的踪迹及意蕴——以鲁迅杂文的历时性细读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李春林：《鲁迅论索洛古勃——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一》，《文化学刊》2013年第2期。李春林：《两位超拔的“死的赞美者”——鲁迅与索洛古勃比较研究之二》，《文化学刊》2013年第3期。谭桂林：《国民信仰建构中的鲁迅与尼采》，《江苏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32古大勇：《台湾“戒严”时期和大陆“毛泽东时代”两岸的“鲁迅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1期。

33徐纪阳、朱双一：《鲁迅台湾接受史论纲》，《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古远清：《鲁迅在当代台湾载沉载浮的历程》，《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2期。李相银：《鲁迅在上海沦陷时期文学中的投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8期。妥佳宁：《“进化”链条上的“革命中间物”——1949—1979对鲁迅形象及其话语资源的借用机制》，《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1期。

34中岛长文著，白海君译：《羽太重久看见了什么？》，《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5期。

35 [美]夏济安，邵瑜莲、钱静译，符杰祥校：《可疑的领导权：鲁迅与左联的解散》（上）（下），《东岳论丛》2013年第1期、第2期。邱焕星：《鲁迅与三·一八惨案》，《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2期。

36黄乔生：《鲁迅的职业选择和身份认定》，《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3期。

37顾农：《鲁迅与会稽文献》，《山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周钧韬：《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8崔云伟、刘增人：《人在世界中——关于鲁迅与罗丹的生存论思考》，《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4期。

39窦亚杰：《从鲁迅中来，到鲁迅中去——浅析赵延年的〈阿Q正传〉插图》，《新美术》2013年第3期。沈伟棠：《毛泽东时代美术中的鲁迅图像》，《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

40冯光廉：《研究述评的文体规范与多重价值——〈2001-2010:鲁迅研究述评〉序》，《云梦学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