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献涛

【内容摘要】鲁迅是二十世纪一代杂学家，他的杂学构成非常庞杂，子部小说家类是其中重要部分，并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鲁迅杂文对子部小说家类采取一种吸收的态度，即，结合自己所处现实境遇，赋予古典材料以新的意义。杂学家鲁迅的杂文、杂学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显著的昭示意义：“杂学”具有为文化发展提供创造活力因子的作用。

【关键词】杂学家 鲁迅杂文 子部小说家类 当代文化

鲁迅不仅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而且是一代杂学家，他的杂学构成非常繁富庞杂，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子部小说家类是其中重要一部分，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杂文创作。

一、杂学家鲁迅的独特文化个性

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称得上杂学家的不止鲁迅一人，周作人、郭沫若、茅盾、李劼人、巴金、郑振铎、闻一多等都可以谓之杂学家，然而鲁迅与他们仍有区别。

1.作为杂学家的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杂学既有重复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以节日文化而论，兄弟二人表现出不同的情趣和个性。周作人对中国传统节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节日’才以其绚烂的色彩更加鲜明地体现了周作人所追求的‘生活之艺术’。”①因为，“周作人从幼年时代开始，就从传统节日里、地方风俗里，体味到了一种生气灌注的，和谐、自然的现世之美：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学、哲学）的神韵所在。这对于周作人温雅的个性的形成无疑起着重大的作用。”②节日文化养育了周作人温雅的个性，却显现了鲁迅“捣乱”的个性。每当国耻纪念日、双十纪念日以及传统的中秋节、春节的时候，鲁迅并不像周作人那样去感受节日的文化内涵，而是以一种捣乱的心态来揭示国民性。“捣乱”一词，虽然鲁迅更多方面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的，但依然赋予“捣乱”一词以肯定的意义。捣乱构成鲁迅精神的一个侧面，其中既充满着鲁迅反抗黑暗的战斗精神，也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情绪。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这或者就是糖罢。但临末也还是归结到“没有法子”，这真是没有法子！③

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④

家眷不动，自己一人去，期间是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此后我还想仍到热闹地方，照例捣乱。⑤

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究竟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⑥

作为一个杂学家，周作人是“言志型”的，杂学几乎是其个人兴趣之事，是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表现；鲁迅却是“致用型”的，表现了鲁迅的致用思想与事功主义。周作人的杂学构成在其《我的杂学》一文中已经表白，杂学基本上给予周氏一种从“人情物理”角度打量社会人生的通达视角和平静心态；鲁迅的杂学却让其获得了文明批评、社会批评的力量和勇气。

2. 作为杂学家的鲁迅与茅盾

茅盾是一位“社会剖析型”的作家，鲁迅是一位“社会批评型”的作家；“社会剖析型”的茅盾从既定的科学观念出发，“社会批评型”的鲁迅从个人理解出发。即以对中国神话的研究而言，茅盾基本上沿袭西方神话学的概念和体系来分析中国神话，将中国神话强硬地塞到西方神话的构架中。这种努力，虽然对于中国神话学的建设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将中国神话去迁就西方神话这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并不能解释中国神话的特色。茅盾的神话研究思路基本上是一种“东方学”的方法，这不是茅盾一个人的弱点，而是当时许多研究神话的学者的共同弱点。由此想到，参与东方学建设的不仅仅是那些身处西方的东方学家，东方学者也在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了东方学的构建中来。与茅盾的神话研究不同，鲁迅尊重自己的认识，尽管也同样借用了“神话”这一西方舶来品概念来分析中国文化，却得出了与西方神话不同的观念，即以他所论述的中国神话材料很少的原因，就在国外学者既成说法之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详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⑦

鲁迅与茅盾等人的杂学虽然存在区别，但杂学对他们的益处还是有些微共同性的：“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较之‘一尊’观念，‘杂家’思想显然更能促使人的思维向多维空间发展，有利于培养出恢宏的气度和博大的视野，它是各种领域知识文化的大碰撞与大融合，因而往往能产生新的发现和创见，唯其如此，才使得这些大家能够站在人类历史某种意义的制高点上，以主体理性的光辉，更为深邃地透视现实人生，从而创作出内涵卓尔不群、形式独特新颖的作品。”⑧

鲁迅是一代杂学之家，与现代杂学家有着这样那样的区别。这些杂学使得鲁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与视野，养育了鲁迅杂文的文体与思想，更加重要的是昭示着一种新文化建设的努力和方向。“杂”构成鲁迅的本色：知识繁杂、思想庞杂、文体混杂。没有了这种杂，鲁迅将黯然失色。杂与正统、纯正相对。过去的历史昭示着，文化的发展似乎在追求雅正与驳杂之间反复。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努力追求文化的雅正与纯粹，这种追求的结果必然使得文化僵化；而正是异域文化或者地方文化的引进与介入，使得僵化的文化获得再生的机运。所以，与正统相对的“杂”具有激活文化活力、为文化发展提供创造活力因子的作用。杂学家鲁迅和其杂文以及生成其杂文的杂学对当代文化的昭示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吧。

二、鲁迅杂文与子部小说家类

如果说四库之学是建立正统学问的，那么子部同样参与了正统知识的构建，既然如此，将子部视为鲁迅杂学之一部分，就面临着自相矛盾的危险。杂学，其含义之一是正统学问以外的异端之学，其含义之二是经史之学以外的学问。为此，将子部视之为经史之外的杂学是合理的。

在鲁迅丰富的藏书中，子部书籍所占比重最大；在鲁迅杂文所引古籍之中，子部书籍同样比重最大。所谓子部，根据四库馆臣的界定，是指六经之外的书籍，大约分为十四类，“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可以自为部分者，儒家以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⑨四库馆臣的这个认识为鲁迅所接受：

去今已五十年，我的父亲也不是新学家，但竟毅然决然的给我种起“洋痘”来，恐怕还是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因为我后来检查藏书，属于“子部医家类”者，说出来真是惭愧得很，——实在只有《达生篇》和这宝贝的《验方新编》而已。⑩

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合儒释之端矣，而余则俱佚。11

由这一个“子部医家类”的术语以及《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文学史著述以及向他人推荐张之洞《书目答问》等情况看来，鲁迅对于四库的目录之学非常熟悉，目录之学不仅是鲁迅学术研究的工具，而且是其指导自己阅读书籍、丰富知识结构的工具。鉴于子部分类过于繁密，也鉴于笔者能力有限，仅就子部小说家类与鲁迅杂文的关系略作阐述。

1.同中有异：子部小说家类与现代小说概念的辨析

子部小说家类的所谓“小说”与今天所言之小说不是同一个概念。子部小说家类的范围一定意义上要大于今天的小说概念，“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诫、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12由此可以看出，四库馆臣将杂陈神怪、荒诞不经之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等都视之为小说了。这些小说家言中，尽管包含一定的小说因素，但未必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小说。但在另外一方面，四库馆臣的小说家类所包含的范围又是远远小于今天的小说的。因为固守班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的传统见解，四库馆臣对流行于民间的说唱文学、章回小说、宋元话本等视而不见，致使他们的视野极为狭隘。鲁迅在杂文中所言小说，却多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1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这来由，已经在《呐喊》的序文上，约略说过了。这里还应该补叙一点的，是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14

以上所引文字，出现在鲁迅的杂文集中，它们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即使在沿用传统目录学概念的时候，其所指涉的内涵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

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15

中国还有更残酷的。唐人说部中曾有记载，一县官拷问犯人，四周用火遥焙，口渴，就给他喝酱醋，这是比日本更进一步的办法。16

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汉末总算还是人心很古的时候罢，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17

鉴于以上错综复杂的关系，笔者对鲁迅杂文与子部小说家类的探讨不得不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是探讨鲁迅杂文与四库子部小说家类的关系，其次是探讨鲁迅杂文与现代意义统率下的小说类书籍的关系（见《鲁迅杂文的小说气》，《上海鲁迅研究》2011年冬）。

2.鲁迅杂文巧用子部小说家类典故

子部小说家类书籍，鲁迅不仅有着丰富的收藏，而且在其杂文创作中直接、间接地作为历史的资源加以引用。《茅亭客话》、《酉阳杂俎》、《清琐高议》、《鸡肋篇》、《可书》、《世说新语》、《朝野佥载》、《封氏闻见记》等小说家类书籍的内容出现在其杂文世界中：

记得宋人的一部杂记里记有市井间的谐谑，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来比较。譬如问金人有箭，宋有什么？则答道，“有锁子甲”。又问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则答道，“有岳少保”。临末问，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脑袋的武器)，宋有什么？却答道，“有天灵盖”！18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19

仓颉造字，我们是知道的，谁造这布的呢，却还没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张鷟作的《朝野佥载》罢，他说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将脚裹得窄窄的，人们见了都发笑。可见盛唐之世，就已有了这一种玩意儿，不过还不是很极端，或者还没有很普及。20

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21

这些小说家类书籍，或从版本学视角来质疑四库全书，或从思想斗争视角来讥讽民气论者，或用以证实杂览之益处。对小说家类书籍，鲁迅采取的是一种“杂而化之”的态度。所谓“杂”，从客观方面是说子部小说家类书籍，在传统知识体系中属于杂学，从主观方面是说鲁迅采取一种杂览的吸收态度。所谓“化之”，是说鲁迅在对这些资料的引述上，结合自己所处的现实境遇，将自己的主观精神贯注其中，赋予古典材料以新的意义。将这些材料的原出处与其在鲁迅杂文中的意义仔细比较一番，就会发现，经过鲁迅的点铁成金，它们不再具有原初的意义，而从原来状态中摆脱出来，如蛹变蝶一样得到了升华或变迁。即以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而言，事出宋庄季裕《鸡肋篇》，意在陈述宗教之嚣张，是一则重要的宗教史材料。鲁迅并不从宗教学的意义上引用此材料，而是从历史循环论的视角引述之，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轮回与中国社会的滞止不前。

此外，旧题晋葛洪《西京杂记》、唐刘肃《大唐新语》、唐李肇《国史补》、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唐崔令钦《教坊记》、唐范摅《云溪友议》、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宋钱易《南部新书》、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宋欧阳修《归田录》、宋吴处厚《青箱杂记》等小说家类书籍也出现在鲁迅的藏书中。这些书籍是鲁迅撰写中国小说史的参考资料，也是鲁迅杂文典故的出处和来源。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一，鲁迅对唐宋时期的小说家类比较重视，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期因为封建统治者的右文政策，小说家类书籍得以大量产生，另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唐宋情结之结果，“鲁迅对于唐代文化，也和他对于汉魏六朝的文化一样，具有深切的认识与独到的见解。他觉得唐代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绝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宏的胸襟与极谨严的抉择，绝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22鲁迅在杂文中对于宋代文艺虽然持一种比较批判的态度，但在小说史中对于宋代文艺，尤其是白话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并无贬损之词，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杂文服从社会批判的需要，而小说史则是一种学术研究。二，鲁迅的藏书与四库馆臣小说家类所列基本吻合，可以说，鲁迅藏书就是沿着四库馆臣的提示而按图索骥的。在这里，有必要纠正一个认识，即鲁迅对于四库全书的批判。鲁迅在其杂文中，对于四库全书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由此推论，鲁迅没有受到四库全书的影响，或者过于强调鲁迅对四库全书的批判关系，认为他们之间不存在继承关系，则是不科学的。鲁迅与四库全书并没有完全割裂，而是存在一种批判继承关系：在思想文化斗争上，鲁迅对于四库全书有意删改、抽掉书籍的行为极为痛恨，但是在自己本身的文化构成上，在中国文化血脉的延续上，鲁迅也是踏着四库全书的足迹而成长的。鲁迅藏书与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的近乎一致，完全证实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鲁迅踏着四库全书的足迹而成长，但却养成了鲁迅别样的不同与正统文化的精神。

杂学家鲁迅的杂学是非常浩繁的，因为有这样一个文化基础，所以其杂文别具永久的魅力。杂学成就了鲁迅，也成就了鲁迅的杂文。

注释：

①②钱理群：《周作人研究二十一讲》第78页、第79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③④鲁迅：《两地书》，《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页、第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⑤鲁迅：《书信·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68页。

⑥鲁迅：《书信·261229①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0页。

⑦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21—22页、第54页。

⑧冯勤：《“独特”的背后：非正统的现代杂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53页，2005年第7期。

⑨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第1191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⑩鲁迅：《集外集拾遗·我的种痘》，《鲁迅全集》第8卷第345-346页。

12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下）第1834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3鲁迅：《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334页。

14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

15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第122页。

16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鲁迅全集》第5卷第14页。

17鲁迅：《华盖集续编·空谈》，《鲁迅全集》第3卷第281页。

18鲁迅：《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第3卷第100页。

19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鲁迅全集》第3卷第138页。

20鲁迅：《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505—506页。

21鲁迅：《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37页。

22曹聚仁：《鲁迅在上海》，《文坛五十年》第225—226页，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