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春丽
[内容摘要]生命是一切的基础，生命问题更是哲学中的基本问题，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展现的自己独特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观不是单以生为切入点进行考察，更融合了其他一些主体意识。《孔乙己》中生命畸形的发展，《示众》里生命的停滞，《在酒楼上》生命的反复，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对鲁迅的生命意识加以讨论。
[关键词]鲁迅 生命意识 《孔乙己》 《示众》 《在酒楼上》
弗洛伊德在他早期的时候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自我本能，二是性本能，它们都源于人自身的需要，并通过能量的释放达到心理紧张的缓解和快乐的满足，这两种本能成了弗洛伊德早期理论的基础。后来弗洛伊德对其观点进行了完善，又将人类的本能分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两种，这两种人类本能的划分似乎较早期更为明确，从直观来看可以更清晰地明白其内涵，但在哲学角度思考更给人以模糊感。既然将其视为生命现象的本能，就是一切行为活动的原始出发点，而鲁迅这样一位以“立人”为宗旨的文学大家自然对于生命中生死两个方面有自己独特的认识，并在有意识、无意识中将之涵盖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将之连贯在一起，形成了鲁迅式的生命意识。
一
鲁迅对于生命较之其他作家更为敏感，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对于生命也格外关注，这种敏锐意识的形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从生理学上看，学医的人对于生命有着最为清楚的认知，医生这个职业最接近生与死，他们可能在前一秒迎来新的生命，又在下一秒送走一个死去的魂灵。鲁迅早年在日本学医，虽然后来弃医从文，并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却深喑此道，在他的散文《藤野先生》中，就有对这段学医经历的记叙，曾经跟着这位可敬的日本老师学习解剖学，这些医学知识的积累使得鲁迅对于生命的认知较之普通人要强得多，也更关注生命的意义。第二，鲁迅早期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这是他接触到的较早较为系统的关于生命的理论，其中清晰地展示了生命是不断进化的，老的定将为新的所取代，新必胜旧的生物界理论。进化论成了鲁迅早期思想的基础，长时间地影响着鲁迅，直至后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为止，都是他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也对鲁迅生命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他可以形而上地看待生命问题。与医学带给他对生命的经验不同，进化论更从思想上让鲁迅开始主动地去探寻革除生物性之外更健全的人性的生命。第三，从情感上看，鲁迅的一生见过太多的死亡，少年时父亲的死让他的心灵受到创伤，这也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看到生命的消散，留学日本的幻灯片中中国人的死也让他明白“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①即如臧克家诗一样“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以思辨的方式更好地理解生与死的真正内涵。另外，鲁迅自己因长期的辛劳，一直多病，直至逝世，作为一个病人，在他晚年时死神常常游走在他的周围，可以更清晰地感受渐渐由生走向死的过程，这样独特的生命体验，往往更能领悟生死历程的转换。正是基于以上这几点原因，构成了鲁迅生命认识的一个框架，在其中蕴含的是鲁迅自身理性的思考与感性情感的复杂交织与融合。
正是以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事实体验为优势，鲁迅对于生命的认知较之别人更为深刻，他以极大的热情描绘他所看到的生命现象，而他的这种热情更多的是以一种直接批判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透过对个体生命中不合理现象及群体社会的不合理制度的批判来实现真正生命的大爱。这也正是鲁迅“立人”思想的基础内涵，所谓“立人”便是要以“人”为一切行动的出发点，描写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并以这样的描写，揭示病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便是生命的力量。生，容易；活，也容易；只有生活才是真正不容易的。若只是行尸一样的无思想地维持生命的不死，原是没有那般困难，但仅活下来并不是生命的意义。生命命题之所以能成为哲学领域最基础也最神秘、最难为人所理解的问题更多的不是源于他的生物性，而是源于他的人性与神性。
二
鲁迅在他的杂文《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说道：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②
这便是鲁迅以为的道理，也确实颇为简单，在这样简单的道理中涵盖着鲁迅的“生”的哲学，他将这种哲学注入进他的小说作品里。没有高屋建翎的高调，以最实在的语言道明了人的生命的基本意义。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于人的第一要务便是要活下来，一切其他的行动都在其后，但是他自己也对这句话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可是还得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就是：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③
也就是说，生存是一切的基础，但是必须清楚生存的意义，什么样才是活着，至少应该是活的有价值，而不是一事无为的苟活，这就是鲁迅的一种生命意识，他的这种生命意识在《孔乙己》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孔乙己》在以往的研究中多侧重于它的反封建性，被认为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我认为，若仅将《孔乙己》看作是批判科举制度的作品，则是有些流于表面了。在小说中贯注了他自己独特的生命色彩，他是借孔乙己这个人来透析整个人类群体的生命力量。他在《孔乙己》附记中说过：“单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④。孔乙己式的生活即是鲁迅生命认识的一种集大成的体现，正如阿Q身上凝结着各种人性于一身，孔乙己的生活则凝结了人类的生命意识。在《孔乙己》中我们可以看到：
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⑤
鲁迅借喝酒的方式来区分两种人：长衫帮和短衣帮。两类人又是以穿的衣服来命名，他们的区别在于长衫帮坐在里面要了菜慢慢喝，而短衣帮则是站在外面不舍得要菜，且怕酒里面羼水。鲁迅正是要借助实际的“物质”来表现没有实体的生命状态，无论是长衫帮，亦或是短衣帮，于目前而言，他们都有能力维持着本身的生命。但是他们安于现状，没有发展生命的意识，给人以停滞之感，他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至少不是鲁迅所认为的完善的生命。这两种生命状态外，鲁迅向这界线分明的两类人中插入了“孔乙己”，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不属于哪个群体，又偏偏于两者皆有关联。这是因为孔乙己是一个链条，他是一个由短衣帮向长衫帮发展的生命个体。无论在他的身上有着多少值得我们批评和挑剔的缺点，我们都应该注意到他背后所代表的另一个层次的含义，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生物的基本特征，看到了人类生命发展的正常进程。这也是他区别于两个“帮派”的最根本原因，尽管他的生命的发展被现实扭曲了。
孔乙己是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生活极度贫困，没有正当的职业，靠给人抄书为生。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经常偷了人家的纸笔卖了换酒喝。当然他的这些行为，无论是基于什么原因都是应该被批判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社会现状，如他一样的人，没有力气，又没有田地，可以说他是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渠道的。只有读过几天书，靠卖知识来养活自己，他卷走别人的东西变卖固然不对，也只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罢了。求生，是人类最基础的本能，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保存这生命”。我们在孔乙己的身上看到他对生存的渴求。孔乙己受到的封建思想教育告诉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是这种思想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就显得有些苍白了。
鲁迅也是生在封建世家，在他幼年时也受到过传统封建教育，他对这种漠视生命的行径是表示不满的，他在《二十四孝图》里面批判了这种以生命为代价奉行的“孝”。生存是一切其他活动的基础，他在父亲逝后去南京求学，于当时看来，“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即使如此，为着生存，鲁迅还是毅然地踏上了他的求学之路。在面临真正的生存危机时，是会将一切外在的标准置于一边的。孔乙己也正是如此，他的生命精神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但是他的行为背离了道德，所以他的生存是以排他而利己为前提的生存，是不健全的。
为什么孔乙己要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简单地说，他站着喝酒，是因为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坚持穿着长衫，一方面是作为读书人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是生命意识的发展需要。他要借着长衫与短衣帮区别开来，向着长衫帮迈进。他不甘于与短衣帮的众人为伍，却遭到了短衣帮人的嘲笑、讥讽，他想努力地向着长衫帮迈进，却又受到他们的打压。所以孔乙己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充满了发展生命意识的人，却在发展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正常发展，以致渐渐变得扭曲而以悲剧告终。
在孔乙己的身上，生命意识的实现是借助了外部物化媒介的，他去酒店喝酒别人笑话他脸上添了新伤，他并不做答，而是要“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接着便“排出九文大钱”，通过这样一种物质方式，孔乙己得到一种精神上的发展，他觉得自己远离了短衣帮的人，渐渐向着长衫帮迈近了，他便生出了一种居于人上之感。可是当人们说起他偷书时，他“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之后便说一些难懂的话。先前的居于人上之感顿时全无，偷盗行为在他看来应该是属于下层人才会做的事，他在一瞬间又回到了短衣帮群体。所以他要用一些高于短衣帮的文化形态来将自己再次与他们隔离开来，便用“窃”来代替，并说一些别人不懂的话，拉开与实际现实的距离，他正是要借此填补实际物质的落后以求得一种精神上的高人一等。可是这种精神上的高于别人与他本身实际的生存境况又是不相符合的，在孔乙己身上也就呈现出一种分离的现象。他所依持的文化知识也都是一些与现实无用的东西，一些谁都不懂的之乎者也，纠结于茴字的几种写法，显然这些并不能让人给予他任何精神上的帮助，所以他想借此来摆脱他下层人群的社会现实是不可能的。
孔乙己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发展着他的生命，这也只能导致他的生命越来越糟糕，最终被打折了腿不知所终。“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究竟他是生是死，没有人知道，他游离于长衫帮与短衣帮之间，又被隔离在两类群体之外，他借以维持生计的终是不能供他生存，他借以发展生命的也终是不能如其所愿，现在连他究竟是死是活，竟也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准确答案。
在《孔乙己》中，鲁迅表现的是一种以他本体的生命意识为参照的别一样生活，在孔乙己的生活中，生命意识被扭曲，他仍然在生存，仍然在发展，却没有按正常的轨迹进行，这也正是《孔乙己》想要向我们表现的一种悲剧。
三
《示众》是鲁迅小说中颇为人所垢病的一篇作品，无论是在先生生活的年代还是在现代，都有许多人对其颇有微词，其全篇只是对一个场景进行描述，没有任何细节，围绕一个“看”字展开，若按人们给予文体的定义对其进行划分，它确实算不上是一篇小说，但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单纯从他的文体范围评价，如司马迁的《史记》，也不过是作为史官记录的一部历史而已，可这样一部史书，却在文学史上长盛不衰，享有圣名。《示众》也是一样，虽然格式特别，但是它震撼人心的力量并不会因此而有半分削减，相反，这种“无事的悲剧”如深潭流水一样，表面平静，却于灵魂深处引起轩然大波。鲁迅在这场“看戏”的闹剧中向我们展示了许多层次的人，诸如孩子、妇女、老人、车夫、商贩、知识分子、工人等，可是在读完全篇之后，我们又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个真实的“人”，他们都活着，生存在自己建构的几千年的思想壁垒中，甘愿做着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这样一群鉴赏着他人痛苦的人，却如丧尸一样，没有灵魂，只让人看起来感到心寒，鲁迅告诉我们“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可是恰恰有些人，游离在这生命之路的外围，兜兜转转，完全没有生命的存在感，更遍寻不得生命的价值，就是如这群看客一样“苟活的人”。
鲁迅曾经给悲剧下了定义“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可是从《示众》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有这样一群人存在，他们的悲剧，无需在他的眼前毁灭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是描写人们单纯的日常生活就已经是一出悲到无以言的悲剧了。他们的“悲”，悲在根本没有“价值”这个概念，他们不会明白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这个社会正如一条河，而他们的存在不是河中的鱼，只是水面的飘浮的树叶而已，对这条河而言，只是起到了充数的作用，不会为它添半分活力，反而会让它看起来更萧索。中国便是这样一条满是飘叶的河，即使有几条鱼搅动着水中的生机，也改变不了昏聩的景象。
鲁迅在写到死亡时固然给人以荒凉之感，但我们却总能从这样的死亡中感受到别样的生机，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更是鼓舞着继承者向前进。可《示众》写到的生命，是一群活着的个体，却无法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人”所应有的精神品格。以绝对客观描写方式来讲述一段最平常的生活片断，鲁迅没有在其中掺杂自己的情感，但是从鲁迅一生的思想精神中我们读出了他明确的态度。自日本留学期间经历过幻灯片事件，鲁迅的一生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在少年时的心理创伤在他的一生中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亲身经历的幻灯片事件正是一次难以忘却的创伤，《示众》更像是“幻灯片”的文本形式，写于鲁迅从事文学十几年后，一个弃医从文以“改变民众精神”为己任的战士，却以如此淡漠的笔触、冷静的态度再一次重温了青年时的这一段创伤经历，我们可以体会他对这群看客的讽刺，对他们不觉醒的愤怒，对他们生命暗淡的悲哀，但更重的悲剧气氛在于《示众》对鲁迅来说是走了一圈的生命历程，正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说的一样，“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⑥，岁月不断前行，但这前行的岁月给生命带来了什么，又在精神上给人刻上了什么样的印迹，十几年后鲁迅宁愿揭开心中潜藏的创伤再一次画出这样一幅众生相，除了想再一次将他们拉出来示众外，也让我们看到了先生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怀疑，场景依旧，可是时间却已经走过了十几年，那自己这些年的生命历程中究竟又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似乎也不过是走了一个小圈，什么也没有改变，全篇的客观描述、无情感的介入也正是因为连鲁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情感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鲁迅对这样一群看客的刻画贯穿在他所有的小说作品中，围在祥林嫂身边的人群，围在阿Q身边的人群，都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无需单撰《示众》来仅单纯批判看客的麻木，我以为其中更多表现的是对生命的迷茫，既有对人群的也有对自己的。
四
《在酒楼上》是鲁迅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最重要作品，收录在《彷徨》中，不同于早期的“寻路”目的，它是自我精神上的探寻，也是鲁迅小说“寻我系列”的开端。它作于1924年2月16日，在7日鲁迅写下了《祝福》，18日作了《幸福的家庭》，几篇小说几乎写于同时，《祝福》中借祥林嫂之口问了身为知识分子的“我”三个问题，让“我”招架不住，在《在酒楼上》又写了一个思想纠结的知识分子，《幸福的家庭》中，通过现实的不幸与幻想的幸福刻画了一个逃避现实的作家，这一系列的小说正是为了探寻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寻路”是为了纠正现实的意义，“寻我”则是为了重新评析自己所走的路，无论是寻路或是寻我，都是为了实现生命的趋向圆满。
小说中的吕纬甫，他是一个经历了各种生活方式的人，这其中有自发的觉醒，也有过社会的阻碍，无论是来自外力还是自身的因素，都促使他走过多种多样的生命形态。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各个样式的生命历程，鲁迅也正是以他的多样的历程为鉴，试图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吕纬甫是新时期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也曾经参与过各种新式运动：去城隍庙拔过神像的胡子；宣扬新思想；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在家乡教着孩子“子曰诗云”，甚至是女学生《女儿经》，做着无意义的事，敷敷衍衍、模模胡胡地混日子。
吕纬甫在黑暗现实的不断打击下，失去了坚持生活理想的勇气和严肃的生活态度，以退回、逃避的方式来抵抗现实带给自己的逼压，这种消极的心理防御当然不会带给他精神上的解脱，鲁迅曾经说过：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⑦
吕纬甫不是猛士，他只是一个适应时代号角猛然觉醒的青年，这把瞬间点然的火焰亮则亮矣，持久度却较差，在旧有黑暗的攻讦下终于越来越微弱以至完全泯灭，最后只得退回到原来的黑屋中按照他的规则行事。这样时间的流驶所洗涤掉的旧迹却是他从昏睡中醒来为人的证据，他的生命就像一个扁担一样，两边细，宽在中间，即使他曾经向中间高处的这块宽阔地走过，也不过是生命的一个过程而已，而这个过程决定不了他的人生。在小说中鲁迅的情感态度是明确的，走出店门后，便与他走向了相反的方向，这正是对吕纬甫的思想弱点和倒退行为的否定，身处“寻找”过程中的鲁迅，虽然并不能明确地指出前进的道路，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生命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无论现实带给精神怎样的绝望，都要有反抗这绝望的勇气，若只是以逃避来应对这份绝望，暂得偷生，也不过是维持着似人非人的世界，淡化了生命的意义。正如鲁迅说道：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什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
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⑧
注释：
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
②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1卷第135页。
③鲁迅：《北京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54－55页。
④⑤鲁迅：《孔乙己》，《鲁迅全集》第1卷第461页、第457页。
⑥鲁迅：《在酒楼上》，《鲁迅全集》第2卷第27页。
⑦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第290页。
⑧鲁迅：《生命的路》，《鲁迅全集》第1卷第3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