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姑父马惟良

根据周作人、周建人、周冠五等亲友的回忆和《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童少年时代是熟识大姑父马惟良的。

马惟良（1844——？），改名毓良，字凤郊，浙江会稽（今绍兴）吴融村人。其曾祖马明佑是“候选县丞， 赠儒林郎”，祖父马传进和父亲马家祥均系“登仕郎”。马氏在绍兴是巨姓望族，马惟良出身大户人家，“道光甲辰年十月十二日（1844年11月21日）生，太学生。”从他的几次婚娶来看，也说明家境富裕和有社会地位：他的元配是“皋埠沈氏国学生耦益公长女，生五子：孝炎、孝谦（早卒）、孝豫（早卒）、孝清、孝恒（早卒）”；沈氏去世后，“继配道墟章氏太学生叶峰公女，无出”，又“继配郡城覆盆桥周氏翰林院庶吉士介孚公长女，生一女，适松林薛”。

周德系清咸丰八年（1858）为周福清的元配夫人孙月仙所生。起初，周福清要求近乎苛刻，高不成低不就，后来，周家“变故”迭起，延误了她的婚姻大事，最后，屈配马惟良的第二任填房，年纪也相差十四岁，不过，周、马两家关系密切，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中旬《周作人日记》表明，系在杭州狱中的周福清、东昌坊口鲁迅家多次同马惟良互通书信，原来是委托他为周福清做寿材（寿屋）。二十日《周作人日记》载：“上午，大姑母回吴融去，托寄大姑父信一封。下午回船，得大姑父函云：‘寿屋已将造就，可于廿四放舟至昌安门外恒茂木场来取’云云。”廿四日，周作人“步行至昌安恒茂木场，遇大姑父梦飞伯，谈少顷，食蒸馄饨，讨小船载寿材来【回】”。此处的“梦飞伯”叫“马惟襄，改名毓襄，字梦飞，行二，道光廿五年九月廿三日（1845年10月23日）生，国学生”，是大姑父马惟良的弟弟，他在《周作人日记》里也出现过几次。周福清获释回家后，马惟良等亲友就上城登门看望、慰问。到大姑母周德去世后，两家往来显著减少了。

自杀身亡的侄子周丰三

周丰三（1922——1941），乳名小啵，浙江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周建人、周芳子（羽太芳子）的第三个儿子。1922年2月5日生于北京西城区八道湾11号。早年就读于北京孔德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辅仁大学附中读高中。1941年3月24日，周丰三因故在家中自杀身亡。据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所说：“在周作人附逆越来越明显时，丰三多次劝说，请他悬崖勒马，不能投向日本侵略者，不要去当‘华北行署’的大官。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他才“以死相谏”。虽然在鲁迅作品中只字未提周丰三，但是，他从周建人或其他亲友口里应该略知一二的。

叔父周伯升

在鲁迅作品中，只有三则《日记》记载其唯一的叔父周伯升，即：1912年6月7日“得升叔信，二日九江发。”同月22日“又得升叔信，十六日九江发。”1918年1月27日“三弟来信，言升叔殁于南京。”

周伯升（1882——1918），原名凤升，改名文治，字伯升，浙江会稽（今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鲁迅祖父周福清与其湖北籍妾章氏在北京所生，由小妾潘大凤带领养大。12岁那年，他随父亲和庶母潘大凤从北京回到老家绍兴。起初，周伯升、周作人叔侄从周伯文读书。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改入三味书屋学习。翌年，周伯升随潘大凤到杭州花牌楼陪伴在狱中的周福清。光绪二十三年，周福清考虑幼儿的前途，通过周椒生的关系，让周伯升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周椒生替他改名“文治”。据说，后来鲁迅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周伯升在周椒生面前费了一些口舌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周福清在《恒训》一文中写道：“少年看戏，三日夜归，倦甚。我父斥曰：‘汝有用精神，为下贱戏子所耗，何昏愚至此！’自后，逢歌戏筵席，辄忆前训，即托故速归。”周福清谨记父训，而周伯升毫不理会这祖训，他幼小时候在北京听惯了京戏，在南京期间，几乎每星期都要到城南看戏过瘾，并常常找周冠五、周作人等人帮忙遮掩周椒生的耳目，所以，周伯升的考试成绩往往是倒数前几名，勉强在水师学堂毕业。不过，周伯升还算有教养，对鲁迅的继祖母蒋菊花和母亲鲁瑞一直敬礼有加。他对周建人说过：“长嫂如母，我把你的母亲也当作我的娘一样看待。”对晚辈也很关心、帮助，常为周建人辅导英语，即使上军舰服役后，也设法替这位侄子购寄《植物学初步》等图书。鲁瑞也确实是“长嫂如母”，关心并解决他的婚姻问题，到绍兴城郊松陵替周伯升物色了傅姓姑娘，并于1912年11月24日一手操办了婚礼，后生有一女（殇）。周伯升在外又有一位徐姓夫人，也生有一、二个孩子。1917年3月，周伯升所在的联鲸号军舰巡行到宁波，周作人27日由周建人陪同离绍北上，选择了坐船到曹娥，过江乘火车到宁波，目的就是看望这位叔父，29日，这也是周伯升同周氏亲属见上最后一面的日子。

1918年1月21日，周伯升在南京联鲸兵轮轮机正任上病逝，享年仅37岁。周建人将此噩耗第一时间函告北京的鲁迅。新台门房地产卖掉后，鲁瑞将周伯升名下应得的一份交给了周傅氏。

义房族叔周伯撝

一般来说，他人给鲁迅写的信多，鲁迅写给他人的信少，而族叔周伯撝在《鲁迅日记》里有16处记载，均是有关书信往还的，鲁迅收受和回复他的信各有8封，正好持平。

周伯撝（1872——？），谱名凤珂，字岐律，改字伯撝，小名“谦”，故《鲁迅日记》写到他时不是“伯撝叔”，就是“谦叔”，浙江会稽（今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周伯撝“生同治壬申六月十三日午时”（1872年7月18日），他是鲁迅的启蒙塾师周玉田之长子，他与鲁迅父亲周伯宜是同高祖的族兄弟。周伯撝秀才出身，确有些学问，鲁迅父亲就请他作了周建人的启蒙老师。后来，周伯撝千里迢迢到江苏沐阳、铜山、徐州等地当钱谷师爷。1914年2月12日至1917年11月15日《鲁迅日记》里的16处记载表明，他在南京任职（据说在司法部门）。据族弟周冠五说，周伯撝待人和气，但似乎一直很穷，靠借债过日子。他借钱不看债主是什么人，也不计较利息轻重，只要债主启齿同意借钱，周伯撝都会答应对方提出的任何要求和条件。他偶尔有钱的时候，别人用他的钱，也不在乎。不过多数情况是，周伯撝老是向人借钱，又老是不守信用还债。1918年新台门周氏集议将房地产共同觉卖给富绅朱阆仙，周伯撝分得他名下的一份。当翌年12月鲁迅回绍搬家去北京时，他家早已人去楼空，只留存一些不值钱的粗劣、笨重的家具杂物，不少闻讯赶来索债的债主见为时已晚，只得臭骂和哭闹了一阵后才悻悻离去。

诚房族叔周鸣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十八卷《全集注释索引·人物类·人名》中的“周凤岐 11 196.5；17 154”有误。第十一卷《两地书》第二集鲁迅1926年11月8日致许广平信中谈及“周凤岐（浙兵师长）降”，注释亦写明“浙江长兴人。原为孙传芳部浙江陆军第二师师长……”，这是对的。此长兴周凤岐与彼绍兴周凤岐肯定是两个人，所以第十八卷《全集注释索引·人物类·人名》中的“周凤岐”后应删去“11 196.5”。绍兴周凤岐是鲁迅族叔，在《鲁迅日记》里也有3处记载。

周鸣山（1876——1919），谱名凤岐，字鸣山，小名“方”，鲁迅、周作人《日记》又作“芳”，浙江会稽（今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周鸣山“生光绪丙子十月十七日卯时”（1876年12月2日），他与鲁迅父亲周伯宜是同祖父的堂兄弟，从血缘上讲是较近的，年纪与鲁迅兄弟也相差无几，辈分虽系叔侄，但关系如同好友。

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通过周椒生的关系进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的子侄孙辈不下5人，他往往为他们改名字。周鸣山是最早到该洋务学堂管轮班读书，也由周椒生改名“行芳”。只是周鸣山运气不佳，管轮班有人与周椒生闹矛盾，迁怒于他，以致于不得不辍学回家。回绍后，周鸣山应邀到昌安门外浪头湖村一个学堂任英文教员。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周作人日记》载：“芳叔完姻，县试，予与大哥均去。”也就是说，鲁迅、周作人参加了周鸣山的第一次婚礼。约在民国初年，他离开教职到绍兴南街施医局工作。1913年6、7月间，鲁迅回乡省亲，7月1日“午后同二弟往南街施医局看芳叔。”后来，周鸣山生了疮毒，四处求医。1919年7月17日，在北京的鲁迅亦“为方叔买膏药二枚，寄三弟转交。”大概是12月15日，他不治而终，17日《鲁迅日记》有“夜方叔出殡”的记载。

其实，周作人、周建人、周冠五等亲友的回忆著作中均有许多忆述当年鲁迅仗义执言，破除陈规陋习，支持弱势者，为周鸣山夫妇争取合法权益的往事。周鸣山的母亲张氏，鲁迅作品中称之为“衍太太”，她是一个台门内外颇有恶名的虐待狂，对儿子、媳妇和晚辈常施家暴。周鸣山的妻子忍受不了婆母的百般虐待，几次服毒自杀，均由族亲和家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而保存了生命。1901年鲁迅祖父周福清获释回家，与族弟周藕琴出面多次交涉后，张氏才有所收敛，但媳妇终应长期生活贫苦，精神压抑而病故。周鸣山在浪头湖村学堂任教时，与一位替他烧饭洗衣的30多岁寡妇翠姑日久生情，校董以为有碍风化，将他辞退。妻子病故后，周鸣山仍不忘旧情，再三恳请母亲，又请人做她的工作，终于同意这位寡妇以周鸣山妾的身份进门。此妇早已听说婆母的厉害，处事谨慎小心，尽心尽力服侍她，婆媳关系倒也相安无事。

大概是辛亥革命前后，周氏族人聚集在老台门为先祖做忌日。正当族人按辈分大小长幼依序叩拜时，九老爷周藕琴厉声吼道：“翠姑奶奶拜勿来咯，伊勿是用花轿抬进周家的。”他墨守成规，以为翠姑是寡妇再嫁，又不是明媒正娶坐花轿进门，循旧礼俗是没有资格参加祀神祭祖的。这一次，刚好鲁迅也在场，他挺身而出，高声回敬道：“现在时代也变了，我看（翠姑奶奶）可以拜。他们既是夫妻，鸣山叔可以拜，鸣山婶为什么不能拜？！”终于为翠姑奶奶争取到与其他族人一样平等的祭祖的资格与权利。

亡弟周椿寿

鲁迅原是五兄弟姐妹，依出生年龄为序是：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周端姑、周建人和周椿寿，长大成人并是中国甚至世界名人的就是鲁迅、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对于幼弟周椿寿，从生到死，鲁迅都是见证人。

周椿寿（1893—1898），小名“春”，字荫轩，椿寿的名字也是他诞生的喜讯传送到北京后祖父周福清所取的，浙江会稽（今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鲁迅的四弟。“落地时辰生得好”，系羡富贵之人言。椿寿长得方头大耳，天生富贵相。他很小的时候就能说会道，还会巧辩，三、四岁就能诵唐诗，对对子，甚至会写毛笔字，鲁迅家里上上下下、族亲和左邻右舍都非常喜欢他，宠爱他，都说他“会出山”（有出息有前途）。鲁迅、周作人等兄长对这位幼弟也十分关心、爱护。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初，平时身体健壮、很少生病的周椿寿偶染风寒发烧，周作人记述“初七日，四弟疾甚重。”“初八日四弟以患喘逝，时方辰时。抚膺大哭，悲感不胜。”鲁迅家四处求医无效，还是让病魔夺走了周椿寿宝贵而幼小的生命，母亲鲁瑞和其他亲友无不悲痛万分。正在绍兴度假的鲁迅参与了幼弟的抢救工作，也强忍悲痛百般劝导痛失幼子的母亲，还以自己的名义为他立了墓碑（请族叔周伯文题写）：“亡弟荫轩处士之墓 兄樟寿立”。鲁迅处理完了幼弟的后事，于十一月廿四日（1899年1月5日）离绍返校。俗话说：“爹爱长子，娘爱小儿”，鲁瑞痛失幼子，心灵创伤久久不能抚平。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她嘱周鸣山、周作人叔侄到狮子街找画师叶雨香为周椿寿画像。十三日周鸣山取回画像一看，鲁瑞以为画得很像很满意，将周椿寿画像一直挂在她的房间里。1919年12月鲁迅回绍搬家时，鲁迅与周建人等将周椿寿和父亲周伯宜及姐妹周端姑等墓从南门外龟山迁葬阮港逍遥溇，与其祖父母坟墓集中在一起。他在小说《在酒楼上》，借吕纬甫之口，写了替幼弟迁葬的事。另一篇小说《明天》中关于宝儿治病、夭殇和丧葬等情节的描写，有鲁迅的亲身体验，也有他怀念四弟的情愫。毕竟是同胞手足，周作人也十分感伤，写有不少悼念亡弟的诗作，如一八九八年年十二月十八日“为四弟作”的七绝《冬夜有感》：“空庭寂寞伴青灯，倍觉凄其感不胜。犹忆当年丹桂下，凭栏听唱一颗星。”十一月廿六日，周作人“夜作古风二首，为四弟作也。辞云：‘络纬鸣方毕，又鸣促织，夜深来伴人悲切。空悲切，世人纵有回天力，难使弟兄无离别。发冲冠，泪沾臆，欲问昊天天不语，相从地下或相遇。地下途如许，泪如雨，欲问在何处？万里迢迢，安得仙人指迷路。’……‘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忆昔先主王西蜀，欲向使君乞妙药，那知洞口白云封。白云无行踪，往来徒幢幢。气如虹，泪沾胸。’”其中后面一首是他“读《华佗传》有感”。可见，周椿寿的夭殇，使鲁瑞和全家人蒙受极大的精神打击，在很长时期里，全家人沉浸在哀伤和悲痛之中。

侄女周晔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7年10月，鲁迅亦定居上海，两家住得较近，往还频繁，关系亲密。从周晔刚学会走路开始，母亲王蕴如、父亲周建人常带她去看望鲁迅，《鲁迅日记》记载多达78处，并均用“携”字。

周晔（1926—1984），又名克真，乳名阿玉，《鲁迅日记》又写作晔儿、烨儿、煜儿，浙江绍兴城区东昌坊口人，生于上海。周建人、王蕴如的长女。她自幼深得鲁迅的关爱，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送她礼物达10次之多，计有布人形（布娃娃）、小踏车、糯米珠、小喷壶、跳绳、傀儡子、糖果等玩具、食品；留她在鲁迅家里或到其他地方一起用餐11次；陪她一起看“米老鼠”等电影、戏剧3次；资助她学费至少3次，计币250元；陪同她到医院割治扁桃腺等就诊5次，有时还是鲁迅支付医药费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在周晔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中学生时代，她就满怀深情，写下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新中国成立后，这篇文章被选编进我国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还由日本友人译成日文，在日本广为传布。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沪病逝后，周晔又怀着悲痛心情写下了《追悼鲁迅先生》一文，这篇痛悼伯父的文章也编入《鲁迅先生纪念集》。1945年，她考入杭州之江大学英文系读书，不久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继续学习。1946年，周晔积极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为主要内容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学生运动，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10月，她与志同道合的张攸民一起奔赴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公学任教。1949年，周晔任安徽蚌埠市军管会干事，5月，调任上海市军管会干事。1950年4月，她又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干事，协助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整理撰写了若干缅怀瞿秋白的文章。1958年9月，周晔调任《工人日报》编辑。1963年1月，组织上考虑其父周建人在杭州当浙江省省长，身边缺人照顾，就将她调入浙江省文学艺术联合会，任机关刊物《东海》杂志的编辑。1965年6月，周晔调任上海市民主妇女联合会宣教部副部长。1972年10月，她则调入上海出版系统，先后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主任，负责筹建上海译文出版社，旋任社长、党组书记等职。周晔忠于职守，积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和出版合作事宜，还支持新英汉辞典的编辑与出版。

为了抢救鲁迅的文物史料，1981年底，周晔被借调到北京，主要帮助年过九旬的父亲周建人写回忆录。经过几年努力，这部周建人口述、周晔编写的《鲁迅故家的败落》于1984年7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另一部《鲁迅在上海》，亦由母亲王蕴如口述、周晔编写，可惜因1983年患病不治，于1984年1月31日去世，也未能在生前看到它的出版。

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

与鲁迅是同乡，几乎同龄，又是“北大同人”，同为刚正不阿的硬汉子，共同为人类的经济和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同列世界级名人的乡人绝无仅有，唯有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按常理，他俩应有较多的往还，而在鲁迅作品中只有《两地书·五八》和《而已集·拟预言》有所谈及，并语寓讽刺，对马寅初有不敬之嫌。

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今嵊州市）浦口村人。1901年，马寅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后入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1915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翌年，他又被选为该校教务长。后又出任浙江兴业银行顾问、中国银行总司劵，发起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和中国经济学社。1927年后，马寅初历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南京政府立法委员、金陵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等职。1940年至1945年，他因严厉抨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遭囚禁。获释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任教。1948年，马寅初任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假道香港，辗转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历任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他又是第一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中第二、四、五届为常务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及常务委员。

马寅初是真正的硬骨头，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高压、囚禁和死亡威胁，他仍坚持真理，敢于揭露、抨击和抗争，其铮铮铁骨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正确意见，反而遭受全国规模的批判，1960年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但他毫不畏惧，坚持自己的正确理念，1979年9月终于恢复名誉，应邀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

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因校长蔡元培邀请到北京大学兼课，而马寅初在北京大学任教务长、教授等教职，见诸鲁迅作品，两人似无交往，但是，在教务活动和其他场合，马寅初与鲁迅肯定是相识的，有交往，只是谈不上深交。他对鲁迅是很敬重的，别的不说，1949年11月，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马寅初应绍兴专员马青邀请专程来绍讲学，在觉民舞台发表演讲，会后又座谈纪念鲁迅问题，还瞻仰了鲁迅故居，在三味书屋前与人合影，这是绍兴鲁迅纪念馆（当时称鲁迅文化馆）接待的第一位贵宾。

1926年10月中旬，马寅初应邀到厦门演讲，在厦门的“北大同人”表示热烈欢迎。当时，鲁迅正在厦门大学任教，但这位“北大同人”对马寅初及其此行态度却十分冷淡。他在10月26日写给情侣许广平的信中说：

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一个是马寅初博士到厦门来演说，所谓‘北大同人’，正在发昏章第十一，排班欢迎。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所以都不加入，一切由它去罢。

鲁迅对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即主币、辅币换算的学说自然是外行，因对此的“实在没有什么趣味”，进而对马寅初其人也不感兴趣。从鲁迅这席话语中感受到，他对马寅初是消极、冷漠的。“发昏章第十一”，语出《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西门庆被武松从狮子桥楼上扔下街心时，跌得‘发昏章第十一’。”用它来打比方，鲁迅的心态显然是有点阴暗的。一年后，鲁迅又公开地在《而已集·拟预言》一文中不指名地讽刺马寅初：

有博士讲“经济学精义”，只用两句，云：“铜板换角子，角子换大洋。”全世界敬服。

早在1915年回国时，马寅初就拒绝新旧军阀、政客的拉拢，公开声明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只想致力于教育和学术研究，他践行自己的诺言。其实，鲁迅对马寅初的人格和学术成就是缺乏了解，对他的认识是片面、偏激的。纵观马寅初的百年人生，他的人格魅力是无与伦比，“全世界敬服”的。鲁迅对马寅初的这两次话语，从中也说明鲁迅是人，而不是“神”，况且，一眚不掩大德，我们大可不必对尊者有所忌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