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翻看一些与鲁迅有关的书籍或文章，不免发现一些这类书籍与文章中若干学识性差错，随读随记。现将这些记录整理成文，以就教于这些书文的作者与方家、读者。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的鲁迅著《朝花夕拾》，书前的《说明》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中，常用‘底’字做结构助词，用来代替今天我们使用的‘的’、‘地’、‘得’，当时的‘的’‘地’和‘得’也没有今天的区分方法”。这段话说得就有点外行。
五四时期及其稍后的新文学作品，有时用结构助词“底”，这是一个事实，但也不是如《说明》所说，常用“底”字代替今天的“的”、“地”“得”。例如就是此书的《小引》中的第一自然节，鲁迅就未用过一个“底”字，而是用了5个“的”字。在此文的第二自然节，有一句：“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照样用 “的”“得”而不是用“底”字来代替它们。此文第一篇《狗·猫·鼠》有一句“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文中的“地”也未见用“底”字来代替。至于其他作家，更是常用“的”“地”“得”字。如穆时英的《公墓》第一篇《被当作消遣品的男子》开头一句：“那天回到宿舍，对你这张会说话的嘴，忘了饥饿地惊异了半天。”①此处也是“的”“地”照用，不见用“底”字来代替。徐志摩《爱眉小札》的首句：“‘幸福还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最近的发现”。“今天早上的时刻，过得甜极了”。②也是“的”“得”照用，未见一个“底”字。1921年出版的冰心的“繁星”诗中的“的”“得”二字更是随处可见，未见她用“底”字来代替。看来，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常用“底”字代替“的”“地”“得”不是事实。
但，鲁迅作品中，也确实有用“底”字来代替“的”字的，以表示“底”字前后词或词组彼此的隶属关系，如鲁迅说“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③这一个“底”字表示“建设”是属于“社会主义”的，故用“底”字，但“建设”后的“的”字照用。鲁迅有时竟“底”“的”连用，如：“这一本小说并非普罗列泰利亚底的作品”。④作品是属于普罗利泰利亚，故中间的结构助词用“底”，而“普罗列泰利亚”又是形容“作品”的，所以又用了一个“的”字。可是也有例外。鲁迅散文《父亲的病》便未用“底”字，“病”是属于父亲的，应当写为“父亲底病”。这表明“的”字常来代替“底”字，而不是相反。
其实，在“五四”时期或稍后，“的”“地”“得”“底”四个结构助词的使用就有较严格的区分。这区分，并不是当时某一部门下发的规定，而是约定俗成的，大家自愿地遵守。这一约定俗成是受了俄苏翻译文学的影响。那时，一些译者在翻译俄苏作品的同时也把俄语部分语法输入了进来。学过俄语的人都知道，俄语形容词有专用的词尾，且有性、数的区别，我们译时这些词统用“的”表示。俄语副词词尾是0，我们译时用“地”表示。俄语表示领属关系用第二格（生格），汉语无格的变化，便用“底”字表示。俄语补语无形态标志，我们用“得”表示，这就是“美丽的花”、“积极地工作”、“中国底领土”、“打得好”这四个结构助词区分的由来。我们今天“底”字并不常用，都有“的”字了，“中国底领土”都写成“中国的领土”，但写成“中国底领土”也不算错。
可见，“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对“的、地、得、底”的用法早就有了严格的区分，前引文鲁迅、穆时英、徐志摩、冰心的例句便是证明，说这一区分是我们今天才开始的，也不是事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了周令飞主编、赵瑜撰文的《鲁迅影像故事》，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全书文字流畅、简捷、生动，没有套话、玄话、媚话、瞎话，而且读了这本书还能得到不少新知。可惜的是，就是这样一本好书，也难免有些小差错。此书第34页谈到蒋抑卮时说：“蒋抑卮比鲁迅年纪长七八岁”。蒋抑卮生年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的注为1876年，有的注为1875年。《鲁迅全集》此注已失去了参考价值。在《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2辑有一文云蒋抑卮生年为1875年。这一生年当是可信的，因为作者是据了叶景葵的《蒋君抑卮家传》。此《家传》是可信的，其材料来源于蒋氏家属。如蒋抑卮生于1875年，则蒋只比鲁迅大6岁，说是大七八岁是言过了。此处行文可改为“蒋抑卮比鲁迅年纪长6岁。”或“年长五六岁”。
此书第84页，谈及《语丝》刊名之由来时说“据林语堂的一篇回忆文章说，是周作人和钱玄同翻字典，随便翻出一页来，看到的第一个字，给合到一起，便是刊名。”可是当事人之一周作人却说：“我记得刊物（此指《语丝》——引者）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话，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⑤这里，林周二人说的并不一样，一是说据一本字典，一是说据一本诗集，一是说随便翻一页看到的第一个字，用眼，一是说随便翻一页，随手指一个字，此动作再重复一次，两次都是用手，这两种说法，谁个可信呢？当然是当事人之一周作人说的可信。
此书第91页有一句：“奉系段祺瑞下野。”段祺瑞不是奉系军阀，他是皖系军阀，奉系军阀是张作霖。《辞海》释“段祺瑞”“北洋皖系军阀首领。”⑥
此书这些小疵，不掩大秀，当然没有这些小疵会更好。
在2010年第4期《中国文学研究》上，黄健先生发表了他的《构建独特的“左翼”话语谱系——重读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黄先生此文立意很新，只是读了黄先生此文却很是摸不着头脑：鲁迅的左翼话语谱系是什么？黄先生在文中只是例举了“向左转”“向右转”是鲁迅的“左翼”话语谱系，就这么两句，鲁迅的“左翼”话语谱系也太贫乏了，哪里构成什么谱系，况且，鲁研界一般都知道，《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不是鲁迅写的，而是冯雪峰代笔的；就是说，此文不是鲁迅的文章。当时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十分短，也就是几句话，冯雪峰就代替鲁迅写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冯雪峰自己就说：“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当时未布置记录，我记得当时个人也未有人记录，我自己也未记录。后来在《萌芽月刊》上发表的，是我过了三四天后根据记忆记出经鲁迅看过的，其中有些话在大会上未讲过，但平日与我谈话时说过，我也就记进去，也经鲁迅同意的。”⑦我们知道《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是冯雪峰起草的，事后胡风问鲁迅像不像他的文字，鲁迅答：“我看一点也不像。”⑧这就十分清楚《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其观点可代表鲁迅，其文风，乃至什么话语谱系绝不代表鲁迅，因为这一讲话是冯雪峰拼凑起来的，如说什么“左翼话语谱系”，也是冯雪峰的左翼话语谱系，不是鲁迅的左翼话语谱系。黄先生此文，尽管立意新，可显然是架空的。
济南明天出版社1997年版2000年第3次印刷的贺绍俊先生写的《鲁迅与读书》差错可是多了些。
此书第7页中间，在谈到鲁迅祖父对鲁迅与伯升的学习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时说，鲁迅考了第二，遭祖父斥责，说鲁迅不用功，若用功应考第一；伯升考了倒数第二，鲁迅祖父反说知道用功，没有背榜，作者无限感慨说道：“祖父对每一个孙儿的标准不一样”。这里作者把周伯升也看成了是鲁迅祖父的另一个孙儿，这不对，周伯升实际是鲁迅祖父周介孚的儿子，为周介孚的妾章姨太所生。周伯升与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皆犯“伯”字，鲁迅应叫周伯升为叔的。
此书第25页正数第1行云：“寿先生是他的第三位私墪先生。”意思是说，鲁迅的私塾老师共有三位。作者指明这三位私塾老师是周玉田—周子京—寿镜吾。事实是，在周玉田之后还有一位塾师叫周花塍。“鲁迅从玉田读了近四年的书，到一八九0年才中止，改从花塍，读了较短一段时间的书，即陈云坡所说的‘三个月’”。⑨教的时间短，只有三个月，但无疑也是周樟寿的私塾老师。教过鲁迅的私塾老师应是五位，他们依次是周玉田——周花塍——周子京——寿镜吾——寿洙邻。周花塍是鲁迅本家第十二世义房人。周玉田是他的六弟，他是义房第二代的老三，为鲁迅的叔祖。寿洙邻是寿镜吾之子，有时寿镜吾外出办事，寿洙邻代课，代课老师也是老师呀！
此书第27页倒数第2行至第28页正数第9行云：“比方前面我们引用的鲁迅先生那篇有名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就提到了他在三味书屋画画的情形。他那时是买了一种半透明的纸，盖在书上，一笔一画照着书上的画影写下来……鲁迅做这事也吸引了众多的同学，有的同学也加入进来。如有一位字写得好的同学就帮着影写画上的题词。记得还有一位叫佩紫的同学也想试一试。有一天让他写一篇，但有一两笔很粗笨难看，实在与鲁迅的画无法匹配，这位同学也怯下阵来，不敢再往下写了，只好由鲁迅把这篇补写完。”此书说，这叫佩紫的同学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同学，这不对。据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这位影写得好的人叫佩绅，没有影写好的人叫佩紫。影写的地点不是在三味书屋，而是在鲁迅大舅父鲁怡堂在小皋埠住房的“后房”。⑩这位佩紫也不是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的同学。他是鲁迅外祖父鲁晴轩侄儿的孩子，鲁佩绅是鲁迅大舅父鲁怡堂的儿子，11与鲁迅是亲表兄弟，鲁佩紫与鲁迅则是叔伯表兄弟。这是鲁迅因祖父科场案发时在大舅父家避难期间相处的小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耍，也常在一起看小说绣像或影写小说绣像。鲁佩绅与鲁佩紫根本不是三味书屋的学生。
此书第34页倒数第4行云：“闰土（注：章闰水又叫闰土）的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稀）奇的事，”这一句话有两个错：一是闰土并不是章运水的又名，它只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人物名，他的原型是在樟寿家打工的章福庆的儿子章运水。二是将章运水写成章闰水。
此书第49页中间，有两处称周建人是鲁迅的二弟，这怕是作者一时疏忽所致。周建人是鲁迅的三弟，鲁迅的二弟是周作人。
此书第54页倒数第4行云：“鲁迅的祖母叫蒋老太太。”这说法也不确切。这位蒋氏是鲁迅的继祖母，鲁迅的亲祖母是孙氏，为周介孚的原配，鲁迅父亲周伯宜的生母。
此书第150页倒数第8行云：“鲁迅一生就去过一次杭州，那是1897年的夏天……”，事实是鲁迅一生去杭州的次数连20次都不止。让我们看一下这一方面的事实。鲁迅第一次去杭州是1897年夏天，他是与二弟一起去杭州看望被囚在杭州花牌楼监狱的祖父周介孚的，此时周介孚因科场案发被羁押在花牌楼。1898年4月，他是去南京读书，顺路经杭州看望祖父，这是第二次去杭州。第三次、第四次是这一年的十月、十一月他从南京回绍兴，又返回南京，往返都经杭州看望祖父。第五次、第六次是1899年寒假鲁迅回家经杭州，往返都去花牌楼看望祖父。1900年寒假回家往返都经杭州看望祖父，这是第七次、第八去杭州。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学，先回乡，后去日本，均经杭州看望祖父，这是第九次、第十次赴杭州。1906年夏秋之间，奉母命回绍兴与朱安成婚，往返均经杭州，这是第11次、12次赴杭州。1909年鲁迅任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员，长住杭州一年多，这是第13次去杭州。1910年8月他与三弟、王鹤照去杭州，给已在日本的二弟汇款，在杭州住了二、三天，这是第14次去杭州。1911年2月去日本接二弟和二弟妇归国，往返均经杭州，这是第15次、16次赴杭州。1912年2月，受时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之聘，任教育部部员，因南京一时无办公之处，便在杭州办公，地点是下城区菜市场附近的头发巷一处叫九峰旧庐的房子，这是第17次去杭州。1916年12月，为贺母亲60大寿由北京回绍兴，经杭州，这是第18次去杭州。1917年1月经杭州返北京，在杭州住钱江旅馆，这是第19次去杭州。1919年12月回绍兴搬家，往返均经杭州，这是第20次、21次赴杭州。至于作者谓1928年鲁迅与许广平的蜜月之旅，已是鲁迅第22 次去杭州了。这不是鲁迅唯一的一次去杭州，而是最后一次去杭州。12
我们的一些鲁迅研究专著的作者，有的只看重自己所写专著的宏观表述，而忽视书中涉及的鲁迅世界相关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这一忽视有时简直成了信口开河和痴人说梦。这种对学术写作不信实、不严肃的态度，是应该予以批评的；也或许这并不是忽视，而是作者根本就不知道细情，这就反映了我们有些专著作者对自己所涉及这一学科基础知识的欠缺，这样的作者实在有充电、补课的必要。
注释：
①穆时英：《公墓》第1页，现代书局1933年6月初版。
②徐志摩：《爱眉小札》第3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3月初版。
③④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0卷第355页、第354页。
⑤周作人：《关于鲁迅》第568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
⑥《辞海》第1531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版。
⑦《雪峰文集》第4卷第5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
⑧胡风：《鲁迅先生》，见1993年第1期《新文学史料》。
⑨《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1辑第14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⑩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48-第49页，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3月版。
11朱忞、谢德铣、王德林、裘士雄：《鲁迅在绍兴》第116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2月版。
12钟敬文：《鲁迅在杭州》第127-129页，1979年3月内部出版。此书云，鲁迅1907年7月与朱安成婚，实误，应为1906年夏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