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钦文先生是我开始学习文学创作最早的近距离接触的前辈作家，在创作上受他指拨，在工作上得到他支持，在长达三十年的忘年交中，感受最深的是他的诚实为人的优良品行，诚实为文的优秀作品，是我敬重与怀念的一位老作家。为此，早在三十年前，他逝世的第二天急就成悼念文的题目就是《一个可亲而可敬的人》。如今，在三十年后对他的追思与怀念，即以《诚实的风范》为题，作为前文的补充。

许先生的诚实，首先表现在他对导师鲁迅先生的诚实。许先生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最早的学生之一，还兼有同乡之谊，交往是十分密切的；鲁迅在北大授课的音容，号称“老虎尾巴”住所，“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的景象，因作为常客而异常熟悉。这有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为证。在时期上，也是“鲁门”弟子中最久的一位。他对鲁迅的记忆是终生不会褪色的，只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深。鲁迅是他文学、人生的引路人，直至生活的援助者，而他则深怀鲁迅情节，诚实地追随了鲁迅一生，也弘扬了鲁迅一世。他不是研究鲁迅的学者与理论家，他是作为人与事的亲历者和作品感受者的身份，积极书写鲁迅作品的辅导读物，推进广大青年对鲁迅作品的了解，诸如《〈呐喊〉分析》、《〈彷徨〉分析》、《鲁迅小说助读》、《鲁迅小说中的“我”》等，以回忆形式提供的历史背景的佐证材料，旁人是无法替代的——为鲁迅的研究者们奉献了可贵的元素。他对文本的考证工作是十分仔细。这份工作，由他这样诚实的人来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他对鲁迅全部著作的熟悉程度，堪称是一部活的辞典，同样是体现他对老师诚实的一面。正因为他太投入、太熟悉了，往往会情不自禁地适时地从记忆中冒出鲁迅文章中的词句来，比如当贯彻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周总理某个指示，在学习讨论时，会说出：鲁迅先生在某本书某篇文章中（指杂文）也讲过的，或是说和鲁迅讲的意思是一样的，他是为了证实党中央领导人指示的正确性与可信性。可是，这种“鲁迅也说过的”讲多了，却引起当时文化部门个别领导人的误解，被认为是用鲁迅的话来消解中央领导人指示的创新性与权威性。其实，这正是体现了“慧者所见略同”，反映真理的延续性，何况毛主席本人就说过，他和鲁迅是相通的。好在这仅是个别人的反感。总之，对鲁迅的感情像他那样深，对鲁迅著作像他那样熟，在“鲁门”弟子中是很突出的，他是当之无愧的鲁迅诚实的学生。

再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诚实。作为从旧中国过来的贫困知识分子的许先生，对不合理的旧社会有着深刻的感受，对新中国对共产党的诚实是他固有的立场与态度，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坚定者。他作为民进中央执委、省的副主席、省政协常委，积极地参政议政。许先生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他积极学习党的理论，作为自己行动的必需。上世纪六十年代前期，有国际进步文化人士作为民间交往组团到访中国。访问杭州的一站是由许先生主陪，我副陪。那次，一位客人见到新中国经济发展之快，社会风气变化之好，思想十分得焦虑，在一餐饭后竟抱头嚎啕大哭起来，我们愣在一边，接着他向我们追问：“我们怎么办？我们国家怎么办？”当我还不知怎么回答，许先生不紧不慢、从从容容地回答了。他说，按照中国的经验，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组织起来宣传群众发动工农，第二步是坚持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第三步是扫清障碍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建设。这位友人又问：“中国能帮助我们吗？肯帮助我们吗？”许先生回答，一国有一国的情况，有不同的历史环境，最后他还特地强调，革命成功与否主要是靠内因的，靠的是内部力量。比方说，建设一个用马列主义和本国情况相结合的共产党，建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付敌人力量的统一战线……。我认为许先生用党的理论知识回答是到位的，显然，这是和他与党的一条心和平时的认真学习分不开的。

在许先生身处的单位里，凡党组织作出的决定，他都积极响应。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作为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单位里的上上下下都觉着许老“厚道”“好商量”，即便是一时难于想通的事，过不久也会配合。这里我仅举我经手过的一例。许先生在西湖白堤断桥附近的保俶路口，有一座古旧的住宅，它虽只是几间平屋，比不上郁达夫“风雨茅庐”华美，但在这座砖泥院墙围着的、花木果树经营有序的大园子里，许老已风风雨雨地生活了几十年，有着深深的眷恋——尤其使他不能割舍的是，这座宅院有着特殊的历史渊源，它起因于鲁迅为其钟爱的英年早逝的画家陶元庆集藏作品提议成立纪念室，由许先生负责操办和打理了几十年，因此，既是属于他的住宅，也是鲁迅、陶元庆、许钦文三者情谊的守护地。可是，就在他的晚年，他的这座宅院要被（有偿）征用了。用处虽是建造华侨机构的办公用房，却是与省文联职工利益捆绑在一起：就是省文联要获得建造职工宿舍的地基，必须让出许先生的这块屋基地为条件；而省文联在恢复建制后，归队的、新进的文艺骨干的家庭，求得一个“屋顶”是一等的急事。住在医院里的许先生开始是顶住了。组织上或许考虑我是省作协驻会副主席和许先生是同一专业线，或许考虑到我们私交好，指定我去做他工作。我很担心工作做不成功。我去浙江医院到了他的病房，向他讲了补偿办法，讲了此举与省文联的关系，他听了后并不多说什么，只问我的来意是不是省文联党组的意见，我说是的，但要征得您的同意。他就说，只要是党组有这个意见，我就同意。就这样，我竟意外地轻轻松松地完成了组织上指派我的任务。这显然是许先生出于尊重党组织的意见，我是很感动的。

又是，许先生对待工作的诚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已由基层调至《浙江工人报》担任副刊编辑，报社与他的住家同在一条保俶路上。我每次向他约稿，他询问过要求，从文章立意、版面篇幅以及交稿日期，都一一记录在一本小簿子上。我约定，到时我会上门来取，但他却每次会提前一、二天，步行送到报社兼收发的传达室，我们感到十分省心。报社同仁们认为许先生是最没有架子的著名老作家，真是个可敬可爱的“好老头”。

1972年的开春，有关方面临时设立“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突击性地从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一个工作班子，其时，他在文化局、我在《浙江日报》社都已从“文革”冲击中获得解放，也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共处一个大办公室，处于中年的大伙，他要算父一辈的老人了。但他还是承担同样的任务（阅读各地区“征文办”送来的文艺作品），明显是大材小用了。但他比别人还投入，很守时，总是最早到办公室，还不时把他家院子里自己种植的时鲜水果采摘来，分发在各人的台面上。

到了“文革”结束，恢复省文联建制，我和许先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接触的机会自然多了一些。我在《东海》编辑部工作直接得到了他的支持。他是一位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在鲁迅周围出名的作家，他的文章不愁没有地方发表，《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散文组组长许以同志和编辑杨筠同志，曾由我引领登门拜访向他组稿。几乎是一个常识，发表在全国大牌刊物和发表在本省地方刊物上，效应是不一样的。但他总是“雪中送炭”，把支持本单位刊物当作一种责任，用他话来说是“还文债”的关系。1982年的3月上旬，他特地捎信约我去医院，把他在患病期间，在视力丧失严重的情况下，艰难写成的、近万字自传体散文《卖文六十年》交给我。这可是一篇关于他六十年创作道路的总结，堪称是他晚年最后岁月的精心之作，也是他一生写作的收官之作；作为一名有特定历史地位的作家，该文无疑是具有新文学史研究的珍贵史料价值的。他在附给编辑部的信上写道：“很久不给《东海》写稿了，因病难于动笔。现在稍好转……弟许钦文3.7”。许先生的拳拳之心，令我这个任职《东海》的后辈深深地感动。

再又是，许先生对后辈的诚实。早在1954年7月上旬，在浙江省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会期间，我们初次见面，他就我的处女作短篇小说《一枝钢笔》指出：看得出你在写法上是受了鲁迅《呐喊》的影响，但是鲁迅曾亲口对他讲过，就短篇小说的结构而言，《彷徨》较之《呐喊》成功。他希望我多学学《彷徨》的写法。在我的记忆中，他那时虽还在杭一中或浙师院教书，但已是省文联筹委会副主任，却还是那么平易近人、毫无架子。他还特意抄给我一个可以找他的地址。从此，我又通读了一遍手头所占有的鲁迅作品，对其中的《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是反复地阅读。

后来，当我在创作上有离开实际生活，片面主观追求形势口号的倾向，他又以鲁迅的小说为例，说鲁迅作品的成功在于：主题从社会现实反复思索中来，从经历过的活的人物很深的感受中来，并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人家写什么自己就写什么。他是以探讨鲁迅作品的方式，启发我认识创作中的偏差。统观“大跃进”年代，在总体上是有益于打下工业、农业水利设施和科技发展的坚实基础，其发挥出来的正能量是永久性的；但在开始阶段却一度出现主观唯心主义的浮夸风——在短暂的时间里，随着土法炼铁的遍地开花、亩产万斤的大放“卫星”、“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浮夸风，也刮到了文艺界。在一个“创作跃进会”上，纷纷搞起了挑战应战，于是一年计划写多个长篇的高指标的大字报也出来了，要超过托尔斯泰的豪迈口号也出来了。我没有这么大胆，但也不得不作出相应的表示。但一向诚实的许先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会上不说，私下见我因不曾写过长篇，而又不可能在短时期会写出长篇来显得自卑与无奈，他就对我说：小说不论长短，最要紧的是求精，写好短篇的意义不比长篇差，鲁迅的短篇不是一般的长篇可比的，接着，他一席写短篇难于写长篇的话，就是我在1993年出版的拙著《大街小巷》的《自序》中写到的：“钦文老对我说过‘文章起头难，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开一个头，五千字的短篇，三十万字就要六十个短篇，那要开六十个头’”。他还说世界上有一些作家写了一辈子短篇，因为很优秀，人们就十分重视他的成就。许先生的话，在当时是不能上台面的，但却是诚实之言。他的话坚定了我的自信与自尊。我调整心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尽管当时有些评论家，或作家兼评论家批评我创作跟不上“大跃进”的形势，作品缺乏“时代精神”，有人还讽刺我“爬行的现实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我当时积极跟了那股风，貌似“高大全”从图解思想的概念化的东西还要多一些；同时，也就不会有我的《小师弟》、《金枝玉叶》、《新米饭》流传下来。现在想来，这是和钦文老诚实为文，诚实教人的影响分不开的。

以上是与许老生前三十年的忘年交，当临近他老人家逝世三十周年纪念，通过回忆与归纳四个方面的诚实风范，更使我觉得他是现当代新老作家的楷模。我一直认为，对于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作家，诚实的品性是最可贵的，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同时，我仿佛感到，钦文先生的诚实风范，其中有着他的恩师鲁迅先生的灵魂的源泉。

2014年2—3月于净静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