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读研究生时访学去杭州，访问了时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的许钦文先生。

那是1980年1月七日晚上七点，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一行五人，走进许钦文先生寓所时，他站在门口热情地同我们一一握手。让坐之后，亲自为我们泡茶。我环视了一下房间：卧室兼书房，南窗下摆着一张旧式写字台，豆绿色的台灯边放着正在撰写的文稿；东面是两个简易的竹制书架；北面堆放着已变成褐黄色的过期报刊和文稿；西面是一张挂着蚊帐的单人床，床前后是一堆堆各种开本的书籍。这一切似乎告诉我们：他的生活很简朴，似乎也有些孤寂。

许钦文先生坐在靠写字台的一张沙发上，我们五个人围坐成一个半圆形。他身材不高，稍有点胖，精神很好，穿着一身黑棉衣，脚下一双厚底布鞋。他看着我们，微笑着。他特有的诚恳、平易、朴素和慈祥，一下子打消掉我们的拘束。

我们问候了他的健康状况，他笑了笑说：“虽然年纪大了，但身体很好，体力和脑力都还可以，只是视力不行了，才零点一左右。要是你们明天来，我那个眼睛配回来就好了，现在你们每个人什么模样我都看不清。我写完稿再修改时，就要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

许文钦先生亲切地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姓名，然后笑笑说：“你们都是搞现代文学的，我们是同行，随便谈谈吧，不要拘于礼节和形式。我这个人是不讲究的，很随便的，尤其是对年轻人。”

我们先问了他写《理想的伴侣》的背景。他说：“对，年轻时我写过一篇小说，叫《理想的伴侣》。当时我正在北大旁听，要学习讽刺手法，但没有学好。主要涉及的是婚姻问题。当时社会上一方面包办婚姻，一方面讲自由恋爱。我的小说表面上讲恋爱，实际上是讲没有幸福可言。因为在经济上不能自立，政治上不能自由，青年人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小说引起了鲁迅的同感，他写了《幸福的家庭》，并写上了‘拟徐钦文’四个字。这几个字给鲁迅带来了不少麻烦，有人说是因为同乡关系鲁迅在给我做广告。鲁迅很气愤，他说‘做广告为什么不可以，不过不能说因为同乡关系而做广告’。鲁迅的《幸福的家庭》发表以后，有一次我到北大听课，正逢很多人在议论‘许钦文大概胡子很长了吧’，其实我才二十岁左右。曾经有人说，我的《理想的伴侣》和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主要是讽刺，其实不是，是同情多于讽刺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都是这样的：通过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遭遇反映一个社会问题。《幸福的家庭》也不是鲁迅在批判那个作家不好，主要是同情他；在那样政治黑暗的时代，想当个作家，卖文为生也是困难的。鲁迅主要是通过那个作家的遭遇反映知识分子的困苦和无法左右生活。文艺的‘自传性’是很强的。有人说至少有三分之一是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虽然有多少‘自传性’不能用百分比表示，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的《幸福的家庭》没发表前，他把原稿给我看，我就和他的生活联系了一下，有很多事相似的。这相似的部分就是所谓‘自传性’部分。杨沫的《青春之歌》，有很多生活是她自己的；郭老写《蔡文姬》，因为安娜那时正在日本。鲁迅的小说，也都是以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一个社会问题。《幸福的家庭》是这样，《故乡》、《祝福》、《伤逝》也都是这样。闰土小时候脖子上还有个银项圈，到了水生时就没有了，这是因为庚子赔款以后，农村破产，农民更加贫苦了；祥林嫂的小叔子要讨老婆，她的婆婆就把她卖了去换。这些都是为了通过他们个人的遭遇，反映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黑暗现实。”

我们又问了他关于如何看待《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的问题。当他听到有人说《狂人日记》的创作方法是象征主义的时候，他深不以为然：“三十年代我写过一篇文章谈象征主义。我认为文艺作品总要有点象征，诗歌恐怕更多一些。但‘象征主义’不好，‘象征’再加上个‘主义’的尾巴，就不是好名词了；就像‘形式’再加上个‘主义’一样。《狂人日记》是受了果戈里的影响，但只是借鉴，比之更深刻，创作方法还是现实主义的，不能说是象征主义。”

谈到鲁迅研究时，许钦文先生似乎很有感慨：“毛主席对鲁迅评价很高。现在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出丛书，很好。前些日子研究会征求我的意见，我提了两条：一是要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二是要学习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历史。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我又到了老虎尾巴》，《收获》可能用，有兴趣你们可以看一看，提点意见。”

谈到关于两个口号之争的问题时，许钦文先生略微沉思了一下说：“因为视力不好，最近大量的关于争论的文章没有看。不过，周扬同志的态度是对的，他说他有错误，但不是故意的，鲁迅没有公开反对过‘国防文学’的口号。周扬说自己是个认识问题。小平同志说是要向前看，这是对的。历史问题要弄清，但不要做无谓的纠缠。要着力研究文艺的现状，促进文艺的繁荣为四化服务，不能总钻在历史问题里兜圈子。”

许钦文先生谈兴很浓，还给我们谈了他对浙江文艺界现状的看法。他风趣地说：“你们看杭州，现在到处是‘断桥相会’、‘黛玉悲秋’和‘拉兹之歌’，卿卿我我，哭哭啼啼，当然这些也需要，但总是这些大概也不行。要有慷慨激昂的东西，有更直接有力地为四化服务的东西。”

我们还问了三十年代他卷进一场诉讼案的事，问他被说成“藏垢纳污”的房子是不是现在这间。许钦文先生说：“就是这间房子。”说到鲁迅托蔡元培保释他从浙江军人监狱出来的事时，老人眼里噙着泪花，不住地晃着脑袋感慨着。

谈着谈着，不觉到九点钟了，怕影响到许钦文先生休息，我们起身告辞。许钦文先生却坐着没有动，真诚地摆摆手：“坐下谈吧，没有关系，我每天休息很晚，还早着啦！别客气。”又说：“我年轻时得到鲁迅的关怀，我们在他那里谈话，他总执意挽留我们，说是同我们年轻人谈谈，可以使思想上受到启发，思路宽些。当时，我们没有体会。现在体会到确实是这样。”

话题转到阿Q形象问题。我们问：“有人说阿Q是个阶级典型，有人说是个精神典型，到底应该怎样理解呢？”许钦文先生似乎不假思索地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去年黄山会议还讨论过。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总的看是好的，但也有毛病。这里有个标准问题，鲁迅在1929年—1930年间才成为共产主义者，1921年写《阿Q正传》的时候还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反映的阶级对立，多用‘阔人’和‘穷人’，‘官’和‘民’，等字样，是等级差别着眼的。”

我们还问到对鲁迅散文诗的理解。许钦文先生说：“鲁迅的《野草》多用象征手法。这种手法，要从作品的总的意境中看它的倾向性，而不要拘泥于某一种事物象征了什么。”

访谈一直到夜晚十点多钟。我们起身告辞时，许钦文先生坚持要送我们到大门外。我们一再劝他留步，他还是拿着手电筒把我们送到房门外，一边给我们照路，一边叮嘱我们慢走。

三个多小时的访谈，许钦文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平和、亲切、热情、简朴，特别是他对鲁迅的深厚情感和对鲁迅研究的深刻见解。后来，我读许钦文先生的《中的我》这本书，他记录下的许多鲁迅的话，对我的鲁迅研究有很大影响。比如，鲁迅说可以从悲剧中划分出一部分来算作惨剧，《祝福》中的祥林嫂，《阿Q正传》中的阿Q，他们的命运就是惨剧。这就深深地影响了我对鲁迅作品的见解。此外，我在研究《野草》时，受许钦文先生谈话的启发，提出了“广义象征”说、“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意境”说。再后来，我在主持国家教育部项目《鲁迅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时，特别注重“鲁迅与乡土文学”，“鲁迅与许钦文”这类课题，并在研究中更加了解了许钦文先生其人其文的“鲁迅风”，尤生敬意。我在指导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韩艳梅、刘洪梅时，共同完成了对中学语文中的鲁迅作品教学研究的课题，最终成果作为著作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确定书名时，想起许钦文先生关注过中学语文教学，著有《中学语文中的鲁迅作品教学》一书，学习之，参照之，书名为《中学语文中的鲁迅》。

谨以此文纪念许钦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