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书记在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以“六个杰出楷模”概括周总理的伟大人格，着重赞扬其党性、品格，为共产党员树立了学习的标杆、榜样。如今，我们以史为鉴，追溯他追求真理、坚守信仰之路。

    周恩来幼年在东北求学时，曾在同学祖父的带领下看到沙俄、日寇的纪念碑，真切感受到了日俄战争带给中国的深重灾难，之后又阅读了爱国人士的进步书籍，使他逐渐形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远大志向。

    1913年，周恩来随其四伯父周贻赓前往天津，就读于天津南开学校。为提高写作水平，他发奋读书，读《史记》等中国传统古籍，也读介绍新学的著述及明末清初时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顾炎武的《日知录》。他的目力不限于中国，同时也关注着18、19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如卢梭的《民约论》。这些书籍进一步开拓了他的眼界，激发了他对祖国命运的关心和思考。

    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之后，考虑到邻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汲取欧美治国经验使本国国力大增，便决心赴日留学寻求救国真理。在东渡日本之前，他由天津至沈阳拜访了旧日恩师高亦吾，之后又与小学同学郭思宁相见，并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旅日初期，周恩来原想通过亲身感受和考察探求改造中国之路，但真正看到日本国内严酷的阶级压迫的现状之后，他的思想一直处于失望与迷茫之中。此时的他重新拿起了《新青年》，在《新青年》的思想启迪下，他开始反省、审视自身。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1917年4月，他从日本出版的《露西亚研究》上了解到俄国的党派情况，并将之写进日记，这是“社会民主党”、“赖宁（列宁）”、“社会主义”这些新思潮的词汇第一次出现在他笔下。同年9月，深受日本“米骚动”鼓舞，他认为这是一场自觉“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

    当时的日本，各种西方思潮纷纷涌入，周恩来读到了不少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时，三高的教授河上肇积极地向日本思想界宣传马克思主义，周恩来从这位学者的《社会问题研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些“新思潮”强烈地吸引着他，仿佛于黑暗中瞧见一丝光亮。

    少年周恩来从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到旅日日记中写下“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他心中救国之路的样貌愈发清晰。至1919年3月，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他毅然下决心回国，投身于救国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7月，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担任主笔，该报纸以“革心”、“革新”为主旨，以“敢言”闻名，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在天津五四运动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9月，周恩来与战友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人成立青年学生团体觉悟社，该社反对“说空话”，强调实践，在天津爱国运动起到先锋作用。成立之初，李大钊应邀前来演讲，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

     1920年初，周恩来等学生代表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被捕，拘押于天津警察厅。即使身陷囹圄，他仍不忘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20年5月28日到6月7日，他系统地讲授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资本论》、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渴求真理之火未熄，继续前往欧洲探求救国之途。

    1920年12月,张申府、刘清扬一起来到法国。张申府受陈独秀等人委托建立海外党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在张、刘两人推荐下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成立。周恩来负责宣传工作，奔波于法、德、英、比等国，并发展朱德、孙炳文入党。

    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并选举产生以周恩来为书记的“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

    1922年6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周恩来等人积极贯彻该项政策，与国民党总部在法国的代表建立了联系。

    1923年6月，周恩来、林蔚等人代表旅欧共青团与王京岐达成协议，后有80余人全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旅欧支部。他被国民党总部委任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和代理执行部长等职。这次欧洲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卓有成效，不仅为中共日后创立统一战线提供了宝贵经验，还培养造就了一批国共两党的重要干部。

    欧洲时期的周恩来确实如他自己所说的，“我认的主义是不变了的，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从日本留学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次接触，之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再到通过到欧洲实际考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定，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