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业风范足千秋 

     据《越绝书》记载，2500年前，越王勾践“起怪游台于龟山（即今之塔山），东南司马门，因以炤龟，又仰望天气，观天怪者”。这也许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气象台。有趣的是：距今82年前，作为越人后代的一位绍兴人在南京创建了中国自办的第一个气象台——北极阁气象台，并在全国各省设置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站，培训气象观测人才，开展气象研究，为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位绍兴人就是我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

　　1890年3月7日，竺可桢生于绍兴东关（今属上虞）保驾山（村名）。父亲竺嘉祥是镇上有名的老实人，开着一家小小的米店，生活并不富裕。母亲顾金娘是一位性情贤惠、待人诚恳的开明女性，虽不识一字，却懂得不少做人的道理。竺可桢6岁那年，这对一心指望儿子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的农村夫妇，把这个三岁能背十余首唐诗，五岁就能识千余字的小可桢送进镇上惟一一所敬义小学，不久又聘私塾先生在家启蒙。不到两年时间，竺可桢就把那些富家子弟远远甩在后面，那些《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读本，已远远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于是他便串门于同学和乡邻之间，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线装书。为了满足儿子的求知欲望，竺可桢的父母经过多次商量，出高价聘请当地名师章景臣先生来家执教，少年竺可桢如鱼得水，几乎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独自坐在天井里背诵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不到两年，这些经典之作他早已读得滚瓜烂熟。章景臣只好把自己的藏书搬出来，供高足阅读。

　　竺可桢除酷爱读书外，还特别喜欢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洗衣服为什么要用肥皂？燕子为什么飞得这么快？天为什么会刮风下雨？雨水怎么能把石板滴穿……给这位在江浙府县衙门做过师爷的章老先生出了不少难题。对于先生和大人们也无法解释的问题，少年竺可桢总是独自苦苦思索，直到找到满意的答案为止。

　　竺可桢的求学与成才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小学毕业后，父亲的米店被迫关闭，家境一蹶不振，但他求知之心未泯，跑遍亲戚四邻，凑了一点盘缠，硬是考上了绍兴东湖法政学校，半年后，又考入上海澄衷学堂，后转复旦公学。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学习土木工程，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常常“油灯一盏，书一叠，笔一支”读、写到鸡鸣。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取得赴美留学生资格后，认为中国万事以农为本，便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1913年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地学系攻读幼时即喜欢的气象学。其间，父兄先后去世，竺可桢克服经济困难坚持学习，并参加在美成立的中国科学社，任《科学月刊》编辑，发表了不少关于中国雨量和台风的论文，开始运用现代气象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18年回国，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教授地理与气象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地理和气象工作者。

　　竺可桢一生的最大贡献有二，一是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在近代物候学等方面的研究有突出成就。他数十年如一日地进行物候视察，并从古籍文献中收集有关物候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写成《物候学》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中，《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之初步研究》引起世界轰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基本上解决了国际上100多年来的争论。

　　竺可桢一生创造了许多中国之最：在东南大学，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学系，编写了中国第一本现代地理学著作——《地学通论》。1928年，竺可桢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并于当年在南京建立第一个由中国人管理的气象台。1930年3月，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取代了由外国人控制的气象预报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竺可桢主持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内容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印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内容最完整的降水与气温资料。

　　1964年，竺可桢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

　　凭着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坚韧，竺可桢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下来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无一天中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去世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与风力。

　　1949年10月16日至1956年，是中国科学院初兴时期，作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起到了奠基石作用。

　　二是从1936年4月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提出“求是”为校训。抗战期间，他带领浙大师生西迁，途经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最后到达遵义，被誉为是“文军的长征”。在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竺可桢还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共36500册）安全转移，实在功不可没！掌校13年，他倡导学术民主、教授治校，尊重人才，爱生如子，受到全校师生的尊敬与爱戴。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到浙大作学术讲演时，称该校为“东方的剑桥”。竺任校长的浙江大学，被国民党顽固派说成是由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租界”。

　　竺可桢一生克己奉公，自奉甚俭。被誉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地理学会理事长，并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高职，但从未因私事动用过公车，多次将存款、房子和大量珍贵藏书捐献给国家，是中国近现代科学界、教育界的一面光辉的旗帜。

　　（作者系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转载来源：2010年8月11日 《绍兴日报》